对于朱常洛的这个看法，朱翊钧显然是很满意的，朱翊钧不是傻子，矿税在实施过程中所造成的这些事端，他不可能完全不知道。
这些太监们在地方为非作歹，他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太监们再为非作歹，只要朱翊钧想要收拾他们，不过是一道手谕的事情，而且太监的为非作歹和官吏的贪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大明这些官吏们，他们贪墨，主要是地方的士绅豪强相勾结起来，通过转嫁朝廷的赋税到无权无势的百姓身上，迫使这些百姓将自己的土地投献或者是低价变卖给这些士绅豪强们。而这些士绅豪强们则是发动自己的关系，在朝廷当中为这些官员们造势，帮助他们升迁。
这点不管是朱翊钧还是朱常洛都是很清楚的，这也是大明地方官府的一贯做法了，因为这些地方官要想得以升迁，完成朝廷的考课，很多时候都是需要这些地方的士绅地主们配合的，所以在这点上，这些地方官自然是要积极的配合地方士绅们。
在搜刮民财上，这些矿监税使和地方州县官吏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只不过是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罢了。
对于这些地方官吏们来说，他们不仅仅要求财，更是要争取自己的政治前途，所以他们的方法是有针对性的精耕细作，和这些地方的士绅合作，帮助他们大肆兼并土地以获取他们的支持，既捞取钱财又能够捞取政治资本，这是他们所希望达到的事情。
而对于这些太监们来说，事情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因为对于太监们来说，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两种人，第一种就是皇帝，这是需要太监的跪舔的，太监们是要积极执行皇帝的意图，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地位。
另外一种就是除了皇帝以外的所有人，不管是官吏百姓，还是军兵将官，对于这些太监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他们只在乎皇帝的意思。
而对于这些矿监税使来说，他们很清楚朱翊钧将他们派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捞取钱财，他们在朱翊钧面前是否得宠，主要就取决于他们能否为朱翊钧弄来银子，所以这些矿监税使的态度就是非常之明确的，就是不择手段的搞钱。
他们的手段自然是非常之粗暴的，堪称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只要是能够弄来钱的，这些矿监税使都是不会放过的，而他们搞钱的主要的对象自然是地方的豪商、地主等人了，因为他们还是地方上财富的持有者，矿监税使对于百姓虽然也要进行盘剥，但是他们的主要对象都是这些豪商地主。
因为从他们手中才能够榨出银子来，从百姓手中是弄不出银子来的，这点他们还是很清楚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矿监税使还有其可取之处，因为要是不用矿监税使来刮银子的话，朝廷就得加派，而加派的终极形态，朱常洛是很清楚的，就是三饷。
朱常洛的看法是很简单的，宁可开征矿税，也决不能加派于田赋，因为一旦加派于田赋，就必然导致大量的流民，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本来现在大明朝廷财政就已经极为困顿的，要是在出现大规模的流民，进而出现民变等事情，将会使得大明面临两线作战。
这是朱常洛要避免的问题，所以朱常洛并不认为朱翊钧用矿监税使来征收矿税有什么不合理的，站在朱翊钧的角度，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了。
朱常洛向朱翊钧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朱翊钧对于朱常洛的答复自然是很满意的，他对朱常洛说：“哥儿的见识，倒是比朝廷上的这些畜生要长远的多。”
朱翊钧口中的畜生，自然是说的朝廷上这些官员们，从开征矿税以来，围绕的矿税，朱翊钧和这些官员们就不断的拉扯，为了使得朱翊钧停止矿税，他们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使得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更加的紧张。
朱常洛则是说道：“都是父皇的教导。”
朱翊钧笑了笑说道：“哥儿有心了，讲官的事情等内阁奏来，就即刻举行，至于辽东之事，哥儿既举荐熊廷弼，权且让他试试再说。”
朱常洛赶紧行礼，朱翊钧也起身离开了，朱常洛送走朱翊钧之后，也回到了慈庆宫。
而在刑部大堂，张问达也召集刑部上下官员，宣布了皇帝和朝廷的决定，其实从昨天朱翊钧召见群臣之后，很多机敏的官员就已经明白了此案的结局，皇帝和太子在群臣面前上演了一出父子情深的大戏，无非就是想为郑贵妃和郑氏解围。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肯定会给刑部施加强大的压力，要迅速了结此案，张问达也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不光是内阁给张问达压力，要求张问达迅速了结此案，朱翊钧甚至亲自派出太监，要张问达速决张差，了结此事。
所以张问达这次召集刑部各司官员，说的就是一件事情，张问达对这些官员们说道：“奉上谕，速决张差，山东司将一应案卷整理好之后，移送大理寺，准备勾决之后行刑。”
山东司郎中胡士相问道：“陛下可有明旨，如何处刑？”
张问达说道：“陛下及殿下都言，只决张差等三人即可，不必株连，以大明律处磔刑即可。”
张问达自然是想执行朱翊钧的命令，将张差等人磔了了结此事就行了，但是陆梦龙、王之寀等人对此是有意见的，他们也知道现在圣谕难违，而且太子也都亲自出面表示不再追究此事了，此案似乎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他们提出来一个问题，张差自然是在刑部天牢之中，只待勾决即可，但是庞保、刘成在内廷之中，并不在刑部的控制下，在这种情况下，刑部要怎么处决庞保、刘成，应该首先上疏，要求内廷将庞刘二犯移送刑部之后，在一并送大理寺复核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