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府挂牌一个月，周秋棠推出了一桩桩新政。
头一桩，是减租。
“嘉定的田租向来是五五分成”周秋棠把赵敬斋和几个田主请到衙署，开门见山，“匪兵一闹，佃户们连种子都赔进去了。今年实施二五减租：比如一亩水田常年收谷2石。没减租前，五五分成，你们拿1石。二五减租之后，你们最多只能收0.75石，佃户拿到1.25石。”
田主们面面相觑，有人沉不住气：“周司令，租子减了，我们的收成可就少了！”
“收成是少了，可命还在。”周秋棠道，“佃户活不下去，逃了荒，谁给你们种地？田荒一年，你们一成都收不着。减两成，是给佃户留活路，也是给你们留活路。”
田主们不说话了。消息传到乡下，佃户们先是不信。青冈庄老佃户刘三，壮着胆子到衙署打听，守门团丁听了，笑道：“周司令亲口说的，今年租子减了，还能有假？”
刘三咧开嘴，一路小跑回庄，逢人就说：“周司令减租了！周司令减租了！”
当晚好几个庄子自发凑钱，抬了一头猪送给周司令。周秋棠让人把猪退了，只留一句话：“猪留着自己吃，把地种好，就是最好的谢礼。”
第二桩，是清丈。
嘉定府的田亩册子还是前清的，错漏百出：有田的不缴税，缴税的人没田。周秋棠让周福从青神调来账房，又请了几个老书办，带着绳子丈杆一村一村丈量。
这一丈，丈出许多猫腻。
城东有个姓钱的乡绅，册上报田八十亩，实际一量三百二十亩——多出来的二百四十亩，年年“隐匿不报”，一厘税都没缴过。清丈的人把数目报到衙署，周秋棠当场拍板：“补缴三年田赋，少一文，收地。”
钱乡绅急得跳脚，托了人来说情。周秋棠不见，只让周福带话：“周某清丈，是替国家收税，替百姓均田。钱老爷觉得亏，可以把地卖出去，周某按市价，一亩不少他的。”
钱乡绅没法，乖乖补缴。清丈的事，也有不服气的。城西一个姓马的举人，仗着功名，把丈杆扔进沟里，指着丈量的人骂：“老子功名在身，你们敢丈老子的地？！”
第二天，徐铁生带一队兵站在马举人地头：“周司令说了，功名是前清的，地是民国的。马老爷要么让丈，要么——这地，军政府先收了，等你打赢官司再说。”马举人瞪了半天眼，终究让了。
清丈过后，嘉定府田赋凭空多收三成。
“多出来的三成是往年漏掉的。”周秋棠对赵敬斋道，“这钱，用在修路上。”
第三桩，修路。
嘉定到眉州的路，年久失修，一到雨季就成烂泥塘。周秋棠从盐税、厘金里拨专款，又让清丈补缴的银子充进去，雇上千民工，挖土、垫石、夯基，修了两个月。
周秋棠隔三差五到工地看，不骑马不坐轿，卷着裤腿踩进泥里搬石头。民工们起初不敢让他动手，后来熟了，有人喊：“周司令，你比咱们干活的还实诚！”
周秋棠抹了把汗，笑道：“路是大家的，活也是大家的。当司令的都不干，谁肯干？”
路修通那天，眉州的盐商来嘉定，走得快了一整天。赵敬斋在城门口迎接，笑道：“周司令，这条路一通，嘉定的盐布皂往眉州、成都走方便多了。”
“方便的不只是盐。”周秋棠道，“路通了，人走得勤；人走得勤，买卖就活；买卖活了，税就多。赵会长，你且看着——这条路，迟早把嘉定修成川南的头等码头。”
第四桩，办学。
嘉定城里原有两所旧书院，破败不堪，先生们拿着前清的课本，教着“之乎者也”。周秋棠把书院收了，改成新式学堂——国文、算学、格致、史地，一科不落；又请了几个新派教员，连同江慎之的徒弟坐馆。
“办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周秋棠对徐铁生道，“可种树，得趁早。今天进学堂的娃娃，十年后，就是咱们的顶梁柱。”
开学那天，学堂门口挤满了人。穷人家的孩子原本在门外探头，忽然听见里面喊：“周司令说了，贫寒子弟入学免学费，管一顿午饭！”
孩子们哗啦一声涌了进去，把门都挤歪了。一个教书先生看着满堂灰扑扑的小脑袋，摇头道：“从前读书是读书人的事，如今倒成了穷人家的事。”
另一个教员笑道：“这不正是周司令要的么？”
也有人背地里嚼舌头，说周秋棠“收买人心”。传到周秋棠耳朵里，他只笑了笑：“收买人心，也得有东西可买。我买得起人心，是因为给了百姓活路。这买卖，做得值。”减租、清丈、修路、办学四桩新政下来，嘉定城一天一个样。
佃户们交了减过的租子，手里第一次有了余粮；往年逃税的地主不敢再瞒；新修的路，让赶集走货贩盐的都跑得欢实；新式学堂，一天到晚书声琅琅。
“新政成效怎么样？”月底，周秋棠问周福。
“收成多了，税也多了。”周福道，“照这么下去，今年税收比侯魁在时能多出五成。”
“五成？”周秋棠道，“还不够。钱要花在刀刃上——修路、办学、养兵，桩桩要钱。明年，我要让嘉定税收再翻一番。”
“再翻一番？”周福咋舌。
“翻一番，不算多。”周秋棠道，“嘉定是川南的膏腴之地，以前让侯魁刮穷了。咱们种上梧桐，还怕引不来凤凰？”
周秋棠站在衙署后院，望着嘉定城的灯火，心里默默道：“减租，减的是佃户的愁；清丈，丈的是地主的贪；修路，修的是百姓的脚；办学，办的是娃娃的脑。这四桩事侯魁一件都没做过——可就是这四桩事，比他的枪更能守住嘉定。城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心向着咱们，这城就永远是咱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