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春分。
长白山的雪化得差不多了。榛子林的枝头挂满米粒大的嫩芽，荒山沟的沙棘枝条泛出青黄色，山丁子苗蹿到半人高，枝杈间冒出几颗绿豆大的花苞。三嫂刘翠花蹲在沟东头，把那棵苗子看了又看。
“三柱，”她没回头，“这苗子今年能开花不？”
刘三柱蹲在她旁边，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
“能。”
“你咋知道？”
刘三柱没答。他伸出手，用指尖轻轻碰了碰其中一颗花苞。花苞硬硬的，憋着劲儿，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攥紧的拳头。
“……俺觉着能。”
三嫂没说话。她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转身往翠花坊走。
“三柱，清明咱回刘家屯。”她顿了顿，“俺好几年没给娘上坟了。”
刘三柱把那棵山丁子苗又看了一遍。苗子是去年从县苗圃扛回来的，他走了十八里路，鞋底磨破，肩膀勒出血印子。他姐说这苗子供山神爷了，他姐说这苗子往后是野狼沟的苗子。他没吭声，把苗子栽在沟东头，浇了整整一春天水。
苗子活了。
“姐，”他没抬头，“俺跟你回去。”
三嫂没回头。
“……中。”
三月二十三，清明前三天。杨振庄在合作社办公室翻日历，若兰把今年第一季度的账目摊在桌上，钢笔搁在墨水瓶边。
“爹，”她翻了一页，“翠花坊一季度毛利两万八，比去年同期增长一成五。”
杨振庄点点头。
“养殖场那边呢？”
“鹿茸价格涨了，一季度多卖了三千二。”
杨振庄又点点头。他把日历翻到四月五日那一页，上头用圆珠笔画了一个圈——那是若菊从北京寄信那天他在日历上画的。四妹进了国家集训队，清明节不放假，没法回来。
“若兰，”他开口，“清明你三娘要回刘家屯上坟，合作社这边你盯着点。”
若兰把钢笔拧开。“爹，你不去？”
杨振庄没答。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翠花坊的烟囱冒着白烟，炒锅轰隆隆响着。三嫂站在车间门口，正把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叠好塞进帆布包里。
“你三娘好几年没回去了。”他顿了顿，“她心里过不去那道坎。”
若兰没问是哪道坎。她把钢笔帽拧上，搁在账本旁边。
“……中。”
三月初一，清明。天没亮就下起了雨。雨不大，细毛毛的，打在榛子林新发的嫩叶上沙沙响，像谁在远处筛豆子。
三嫂卯时就起来了。她把那条叠得方方正正的围裙从帆布包里掏出来，系在腰间，系紧，又解下来，重新叠好塞回包里。刘三柱蹲在车间门口，把那两根红绸子从怀里掏出来，也塞进包里。
“姐，”他没抬头，“俺好了。”
三嫂看了他一眼。四十四岁的弟弟，鬓角白了，穿着那身藏青色劳动布工作服，袖口挽了两折，露出里头洗得发白的衬衣领子。
她把帆布包背上肩。
“走。”
班车从靠山屯到刘家屯，要走两个钟头。三嫂坐在靠窗的位置，把帆布包抱在怀里，望着窗外掠过的榛子林、荒山沟、野狼沟口的老榆树。刘三柱坐在她旁边，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
车过了二道岭，路两边的林子渐渐稀了，露出大片大片黑油油的耕地。三嫂忽然开口。
“三柱，你还记不记得咱娘长啥样？”
刘三柱愣了一下。他把围裙边攥得更紧了些。
“……记得。”
“你记得啥？”
刘三柱想了想。“娘爱笑。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他顿了顿。“俺小时候淘气，把供销社的玻璃打碎了，人家找上门来要赔五块钱。娘没骂俺，把攒了半年的鸡蛋卖了，把钱还上。那天晚上，她坐在灶台边抹眼泪。俺趴在门缝里瞅见，没敢进去。”
三嫂没说话。她把帆布包抱得更紧了些。
刘家屯到了。
班车停在屯子口的老柳树下。三嫂下车，站在那儿，四下撒目了一圈。屯子还是那个屯子，土路、土墙、土坯房。几十年了，没啥变化。她嫁进靠山屯那年，这条路是土的；她回娘家那年，这条路还是土的；她娘没了那年，她坐在这条路上哭了整整一路。
“姐，”刘三柱站在她旁边，“咱先去舅家？”
三嫂没答。她把帆布包背上肩，往屯子里走。
刘老舅家的院门没关。老头蹲在院子里编筐，柳条子在他手里跟活了一样，三绕两绕就是个筐。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眯着眼瞅了半天。
“翠花？”
三嫂站在门口，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
“二舅，俺回来了。”
刘老舅把编了一半的筐搁下，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
“回来就好。”他顿了顿，“吃饭没？”
三嫂摇摇头。
刘老舅转身往灶房走。“等着。”
三嫂站在院子里，望着这间她住了十年的老屋。土墙刷了白灰，窗户换了玻璃，可那根晾衣裳的铁丝还在老地方，锈迹斑斑的，风一过吱呀吱呀响。她小时候在这根铁丝上晒过尿布、晾过被褥、甩过湿漉漉的头发。
她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
刘三柱蹲在院子当中，把那棵从靠山屯带来的山丁子苗从帆布包里掏出来。苗子用湿报纸裹着根，叶子还是鲜灵的。
“舅，”他没抬头，“俺把这苗子栽娘坟边行不？”
刘老舅从灶房探出头，手里端着两碗热汤面。
“中。”
刘家屯的坟地在屯子北边，二里地，一片慢坡。坡上长满蒿草，去年秋天枯黄的茎秆还没倒，今年新发的嫩芽已经从根部长出来，绿茸茸的，像铺了一层薄毯。
三嫂站在坡下，望着那片密密麻麻的坟头。她找不到娘的坟了。不是不记得，是太多了。几十座坟挤在一起，有的立了碑，有的插了木牌，有的啥也没有，就是一堆土。
刘老舅走在前头，把那碗热汤面搁在一座矮坟前。
“翠花，这是你娘。”
三嫂站在坟前，把那棵山丁子苗从刘三柱手里接过来。苗子很轻，可她捧着它，手在抖。
她蹲下身子，把苗子轻轻搁在坟边。
“娘，”她开口，声音有些发飘，“俺来看你了。”
她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
“俺好几年没来了。”
她顿了顿。
“俺不是不想来。俺是不敢来。”
风从北边吹来，把坟头的枯草吹得沙沙响。三嫂蹲在坟前，把那棵山丁子苗扶正，往根上培土。土很松，她用手一点一点拢。培着培着，她的手停了。
“娘，俺嫁进杨家那会儿，你送俺到屯子口。你拉着俺的手说，翠花，到了婆家别让人瞧不起。”
她顿了顿。
“俺记着你这句话，记了三十二年。”
她把围裙边攥得更紧了些。
“可俺走岔道了。”
刘三柱蹲在坟边，把那根红绸子从怀里掏出来。绸子叠得方方正正，他把它展开，系在山丁子苗的枝条上。红绸子在风里飘，像正月十五秧歌队甩出的那道弧线。
“娘，”他开口，声音很低，“俺也来看你了。”
他顿了顿。
“俺以前不是东西，偷过鸡，赌过钱，欠过债，把您气病了。您临走那几天，俺没在跟前。”
他把绸子的边角捋平。
“俺现在改了。姐带着俺，翠花坊的炒锅，俺掌头锅。一个月挣四十二块，年底还有分红。”
他把绸子系紧。
“娘，您瞅着俺。”
雨停了。
太阳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那棵新栽的山丁子苗上，照在那根飘动的红绸子上，照在三嫂花白的头发上。
三嫂在坟前跪了很久。
刘三柱蹲在她旁边，把那一叠黄纸一张一张拆开，拢成一堆，划了火柴。火苗子蹿起来，把纸灰卷上天空，纷纷扬扬的，像黑色的雪。
三嫂望着那些纸灰。
“娘，”她说，“俺跟三柱和好了。”
她顿了顿。
“俺们姐弟俩，往后好好过日子。”
她把围裙边松开。
“您放心吧。”
从坟地回来，三嫂在刘老舅家坐了一下午。老头把那编了一半的筐编完了，又起了一个新头。柳条子在他手里沙沙响，像蚕吃桑叶。
“翠花，”他没抬头，“你娘活着那会儿，最惦记的就是你。”
三嫂把茶杯捧在手心里。
“俺知道。”
“你不知道。”刘老舅把一根柳条子弯过来，别进筐沿里，“你娘临咽气那几天，一直念叨你。她说翠花这辈子不容易，让俺多帮衬你。”
他把那根柳条子别紧。
“俺一个种地的，能帮衬你啥？”
三嫂没说话。她把茶杯放下，站起来。
“二舅，你帮衬俺够多了。”
刘老舅没抬头。
“中。”
傍晚，三嫂和刘三柱搭末班车回靠山屯。
车开出刘家屯时，三嫂趴在车窗上，回头看了一眼。屯子越来越小，最后变成暮色里一个模糊的黑点。她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攥得很紧。
“姐，”刘三柱坐在她旁边，“明年清明，俺还陪你回来。”
三嫂没答。她把围裙边松开。
“……中。”
回到靠山屯，天已经黑透了。翠花坊的灯还亮着，炒锅歇了，车间里静悄悄的。三嫂推开门，把那盏灯拉灭，站在门口，望着窗外那片黑沉沉的夜色。
她把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从帆布包里掏出来，系在腰间，系紧。
“三柱，”她没回头，“明儿个早点起，老马那批货催得紧。”
刘三柱站在她身后，把那两根红绸子从怀里掏出来，叠好，塞进车间门后的钉子上，和那条磨白了边角的旧围裙并排放着。
“……中。”
三月初九，杨振庄收到若菊从北京寄来的信。信是从国家集训队驻地寄出的，牛皮纸信封，右下角印着“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的红字。他把信封拿在手里，对着窗户照了照，拆开。
信纸只有一页，字迹还是那么工整，笔画还是那么有力。
“爹、娘、三娘、三叔、大姐、二姐、三姐、七妹、继业：
俺在北京挺好的。集训队每天上课、做题、考试，比省城还忙。俺住四人间，室友是湖南、四川、山东来的。她们说话俺听不太懂，她们也听不太懂俺说话。可她们人都好，教俺说普通话，俺教她们吃开口笑。
三娘上回捎的那瓶榛子酱，俺分给室友尝了。她们说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问俺是不是在省城买的。俺说是俺三娘亲手做的。她们说想给俺三娘写信。
俺通过了第二轮选拔，下个月要去参加国家队选拔。要是选上了，今年七月代表国家去参加国际比赛。
俺挺好的，不用挂念。
若菊
一九八九年三月初八”
杨振庄把信看了三遍。他把信纸叠好，塞进内兜里，和那张泛黄的三好学生奖状并排放着，和那张林场庞副场长写的便笺并排放着，和那封周校长亲笔写的录取通知书并排放着。
他把内兜按了按。
“若兰，”他说，“给你四妹回信，让她在北京照顾好自己。家里啥都好。”
若兰点点头，把钢笔拧开。
“爹，还有啥要写的？”
杨振庄想了想。
“写上：三娘说，榛子酱管够。”
窗外，暮色四合。翠花坊的炒锅歇了，榛子林的麻雀归巢了。杨振庄站在窗前，把那盆君子兰往里挪了挪，把结了厚霜的玻璃窗推严实，站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