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的吊扇吱呀转着，把迪卡拉底手里那张打印纸吹得卷了边。纸上印着诺齐克的照片，老头戴着黑框眼镜，嘴角撇着，像在跟谁较劲。
“这老爷子有个着名的主张，”迪卡拉底把纸钉在黑板上，“国家就该像个保安，除了看门护院，啥都别管。”
马克“嗤”了一声，他刚在新闻上看到政府给山区学校送了新电脑：“照他这么说，政府连扶贫都不该管？那山区孩子咋办？”
苏拉手里转着支铅笔，笔杆上还贴着上周做的课程表贴纸：“保安也分好几种吧？有的保安只站门岗，有的还会帮住户收快递呢。”
迪卡拉底没接话，反倒从讲台下拖出个大纸箱，里面乱七八糟堆着东西：有几本旧书，半袋大米，还有个掉了漆的篮球。“假设这是咱们班的‘公共财产’，”他把东西一样样摆在桌上，“现在要分了，怎么分才合理？”
阿明指着篮球：“我篮球打得好，该归我。”
“大米该给总饿肚子的同学。”苏拉说，她想起后排那个总啃干面包的男生。
马克却皱着眉：“这些东西是哪来的？要是是大家凑钱买的，就得按出钱多少分；要是别人捐的，捐的人说了算吧？”
迪卡拉底眼睛亮了：“马克说到点子上了。诺齐克最在乎的就是‘东西是怎么来的’。他说，判断一种分配公不公平，得看两个事：一是最初怎么得来的（比如你自己挣的，还是别人自愿给的），二是后来怎么转的（比如你卖了换钱，还是送给别人）。只要这两步没问题，不管最后谁多谁少，都是公平的。”
他拿起那半袋大米：“比如这米是阿明家种的，他自愿分给大家，没问题；但要是我硬抢了阿明的米，分给苏拉，就算苏拉更需要，诺齐克也说这不公平——因为我侵犯了阿明的权利。”
苏拉想起外婆说的“过去的供销社”，啥东西都凭票供应，不管你多能挣钱，想买块布都得等票。“那时候国家管得特细，诺齐克肯定不喜欢。”
“但现在有些老板特别有钱，工人却挣得少，”马克不服气，“国家难道不该管管，让老板多给工人发点工资？”
迪卡拉底从纸箱里翻出个储蓄罐，是只陶瓷小猪。“假设这猪是你攒了半年零花钱买的，我是班长，觉得你这猪太新了，非要你跟阿明换那个缺了耳朵的旧储蓄罐，说‘这样你们的储蓄罐就差不多了’，你乐意吗？”
马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凭啥啊？我自己攒的钱，我爱买啥买啥。”
“诺齐克说的‘权利’，就像你对这储蓄罐的权利。”迪卡拉底把小猪推回马克面前，“国家要是强迫老板给工人涨工资，就像我强迫你换储蓄罐——表面上看是‘拉平差距’，但侵犯了老板合法挣钱的权利。他觉得，每个人的权利就像个圈，国家不能随便往里伸手。”
阿明突然挠头：“那要是有人快饿死了，旁边有个面包店，他没钱买，难道就看着他饿死？这时候国家也不管？”
“这问题诺齐克被问过好多次。”迪卡拉底从抽屉里拿出块面包，掰了一半递给阿明，“他说，这时候该管的不是国家，是我们这些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分他半块面包，是你的善良；但国家不能逼面包店老板免费送，因为那面包是老板的。”他顿了顿，“当然，他也承认，这种‘最小国家’得有个前提：大家都得有点同情心。”
苏拉想起小区门口的流浪猫，总有人给它们放猫粮，但物业从不管。“所以诺齐克的意思是，国家别当‘大家长’，让我们自己管自己的事？”
“差不多，但他没说国家啥都不用干。”迪卡拉底在黑板上写了“警察、军队、法庭”，“这三样必须有。警察抓小偷，军队防外敌，法庭断官司——这些是保护大家权利的，国家得管到位。就像保安，至少得把门看好，别让坏人进来。”
马克还是觉得不对劲：“那要是有人天生残疾，没法挣钱，又没人帮他，国家也不管？这也太冷血了吧。”
“这正是诺齐克和罗尔斯吵了半辈子的地方。”迪卡拉底擦掉黑板上的字，“罗尔斯觉得国家得管点‘分配’，让弱势群体过得好点；诺齐克觉得国家管得越多，越容易侵犯别人的权利。他俩就像俩邻居，一个总担心‘有人过得太惨’，一个总担心‘有人手伸太长’。”
放学时，马克把那只陶瓷小猪塞进书包，突然说：“我有点懂了。诺齐克不是冷血，他是怕国家管着管着，就把我们自己能做主的事都抢走了。”
苏拉正给那半袋大米找了个干净袋子装起来：“但阿明说的那个快饿死的人，也不能不管啊。”
迪卡拉底锁门时，听见他俩的话，回头笑了：“所以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答案。诺齐克的‘最小国家’像把尺子，提醒我们别随便碰别人的‘权利’；但用这尺子的时候，也得想想，人心不是尺子能量的。”
吊扇还在转，把最后一缕阳光吹得晃悠悠的，像在掂量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