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友闻战死后，整个四川再无野战之师，蒙军南下之势再也无可阻挡，端平三年十月间，连下文州（今甘肃文县）、龙州（今四川江油县）、嘉熙元年正月攻陷成都，至此，整个四川全部陷落。
眼见四川大局已定，阔端率军北返，留下大将塔海继续沿江南下，蒙军又陆续攻下眉州、蓬州、遂宁等地，嘉熙三年十二月开始向夔州进犯。
夔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县，位于四川盆地最东端，是四川盆地的东大门。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夔州既是长江中游入川的入口，又是从四川离开的出口，域内丘陵沟壑纵横交错，长江水流湍急，仅有几处稍微平缓的河谷，只要控制住夔州，也就控制住了四川往来京湖的出入口。
如今四川已经全境沦陷了，蒙军再拿下夔州，那京湖一带的宋军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夔州不容有失。
在此之前，随着蒙古中路军、东路军先后撤军北归，孟珙抓住机会连续收复信阳、樊城和襄阳等地。得知蒙军靠近夔州之后，孟珙派弟弟孟瑛率军五千守松滋，哥哥孟璟率军守归州（今湖北秭归县），孟珙自己率主力在附近水域埋伏。
夔州是山城蒙军不熟，于是主帅塔海派部将按竺尔率军从万州（今重庆万县）渡口登陆，然后从陆路进攻夔州。万州虽然有渡口，但万州路途崎岖难走加上蒙军人多，在渡口渡了半天大军也没渡完。
战场上战机转瞬即逝，得到蒙军登陆的消息后，孟珙立即率军扑了过去，就是要趁着敌人立足未稳，击其半渡。
南宋水军久经战阵，面对着慌乱上岸的蒙军上去就是一顿猛捶，按竺尔一看想从路上拿下夔州已无希望，干脆不再上岸，江面上的蒙军直接与宋军水师展开厮杀。
打水战那是南宋的专长，蒙军虽然人多船多，但对操控船只和水上攻防根本不在行，在孟珙水师打击下，从万州到归州一带的水面上，到处都是蒙军的战船残骸和士兵尸体，按竺尔见实在不是南宋水师对手，无奈之下只好退兵。
就这样，从端平二年年末蒙古反攻南侵开始，一直到嘉熙三年，南宋京湖、两淮、川陕一带几乎全都是在靠着孟珙一个人来回救火，但即便孟珙再怎么能打也不可能在这么长的防线上全方位的抵挡住蒙古人，京湖和两淮算是勉强保住了防线，但川陕地区基本上算是丢光了，只在夔州挡住了蒙古人，以免蒙军沿江南下把南宋老家一锅端掉。
对蒙作战如此拉胯，也在朝廷里引发了一系列人事震动。
端平入洛失败后，乔行简被任命为次相。
从史弥远开始到郑清之任相之初，南宋朝廷一直都是以独相模式在运作，虽说按照正常制度首相次相应当并相理政，但长久以来要么有次相没首相，要么有首相没次相，这次二人并相，实际上传递出了一个信号：理宗对郑清之不信任了。
果然，二人并相不久，端平三年九月，朝廷祭祀时出现惊雷，理宗以天心示戒为名，将郑清之乔行简二人一并撤职，接着又下诏给乔行简让其回到朝廷担任首相。
朝廷是理宗的朝廷，宰相是理宗的宰相，想让你干就能让你干，不想让你干一道诏书你就得滚蛋，哪怕你是皇帝的老师。
嘉熙二年二月，史嵩之升任参知政事，接着又在嘉熙三年正月升任次相。
史嵩之入朝为相遭到了大量谏官的反对，纷纷上梳弹劾，说他端平入洛之时故意不配合运粮导致北伐失败，应该贬黜而不该任相。但由于蒙古南侵时期从两淮到京湖，在史嵩之的指挥坐镇下南宋稳住了防线，谏官们的声音逐渐被压了下去，毕竟再多弹劾的奏疏也比不上人家的军功。
史嵩之虽然做了次相，但在当时还兼了包括两淮、沿江等多个制置使的职务，大部分时间在外主持军务，于是朝廷上实际上依然是“独相”状态，由乔行简主持朝政。
乔行简之前作为史弥远亲信，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听话。
史弥远交代什么，乔行简就办什么，史弥远支持什么，乔行简也支持什么。这种行事风格一直保持没变，现在乔行简做了首相，依然听话，不主动决策，只是听理宗的，理宗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战争年代，皇帝搞独裁是有好处的，可以集中国家的军力财力来应付困难，可理宗显然并非一个圣明天子，军国大事让他来做决断，难了点儿。
嘉熙二年三月，蒙古使者来到临安，提出了两国和谈的建议，蒙古可以罢兵，但南宋必须按照以往伺候金国的标准来伺候蒙古：称臣，每年进贡银绢各二十万。
举朝哗然。
根据蒙古方面史料，在端平入洛失败后，南宋曾经向蒙古派出使者，提议用岁币换三京。但当时金国新灭，南宋全国都沉浸在大仇得报的振奋心情中，就算是北伐失败了又能怎样？大宋已然中兴，一次北伐失败再来一次就是了。
然而端平入洛的惨败让南宋高层看到了自身实力的欠缺和中原之地的残破，三京所在的河南遍地焦土，就算收回来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生产，想要恢复到北宋的水平，非十年以上经营办不到。
换句话说，把三京拿回来，那就是个沉重的包袱，但河南又是南宋的根，于情于理于法都不能丢弃，为了争取时间恢复河南，就必须与蒙古实现和平。
和平要么打出来要么买出来，让南宋步兵在河南河北大平原上追着蒙古骑兵打那是不可能的，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只能买。
但坏就坏在，这项策略是理宗、郑清之等几个核心决策人制定的，在当时大家看来，即使端平入洛跟蒙军打了一仗，蒙古人也不会轻易南下开战，河南依然处于真空状态，和平还有的谈。
然而乱世里风云突变，端平二年年末蒙军大举南下，南宋左支右绌勉强守住半壁防线，此时两国对待议和的态度再次发生转变。
对于蒙古而言，先前没同意，那是因为不知道南宋的底细，不如先打打试试，万一一战而胜之直接灭了南宋，那岂不就是坐拥南宋江山自己收钱就行了，又何必每年等着南宋来送。
对于南宋而言，先前议和被蒙古拒绝也就算了，此时蒙军侵略国家，民众又刚刚经历了灭金的爱国情绪高涨时期，这个时候不奋起抗争赶走侵略者，反而又要向对待金国一样向蒙古进贡银绢，皇帝和宰相会被老百姓骂死。
蒙古使者的到来引起了满朝文武的激烈愤慨，谏官们再次开足马力上梳，绝不可卑躬屈膝再次向蒙古称臣纳贡。
嘉熙二年三月之前，蒙古人曾短暂撤出四川，实际上此时如果接受蒙古的条件，把河南拿回来，韬光养晦蛰伏一段时间，待国力恢复之后，宋蒙局势说不定会有所改观。毕竟想要对付蒙古这种体量的大帝国，北宋可能有的打，南宋一定没得打。
但舆论的走向让这场议和化为泡影，没人敢称臣纳贡，就算是主和派史嵩之，此前也是主张平等的和平，而不是这种丧权辱国的和平，秦桧才死了几十年，南宋君臣不敢再背这骂名。
于是，在满朝文武的反对中，蒙古使者带着失望回朝复命，就在南宋上下紧张的为下一次宋蒙大战做准备之时，漠北草原传来消息，窝阔台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