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第一学期，我在一班，挺快乐。同学友好，学习顺利，班主任也不严厉。因为我矮小，班里的大个子女生还对我爱护有加。有几个女生，天天晚上在宿舍等我回去，睡前给她们讲“聊斋”。那些鬼呀怪的，吓的她们吱哇乱叫欲罢不能。
期末考试后，发榜了。我竟然考了全班第一，年级第二。学校召开表彰会，我收获了一大堆奖状、塑料皮的日记本、钢笔，心里乐开了花。然后放假了。然后又开学了。
没有任何征兆，我忽然发现自己处境不妙。我们住校生，睡的是大土炕。左边和右边的女生都挤我，结果我的被窝只剩很窄的一条，翻身都困难。让她们收起一点，结果换来一场争吵。上学期关系不错的一个女生，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和我吵了一大架。最爱听我讲聊斋的那个女生，忽然对我横眉立目。我不知道自己踩进了怎样的地雷阵，今天和这个吵，明天和那个吵。还有几个女生，虽没吵架，但是句句带刺，暗示班主任宠爱我，所以才有好成绩。她们你一句我一句，句句都象刀子，我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只能躲开。
从此就不在宿舍吃饭了，一日三餐都在教室。晚饭后至晚自习，还有挺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回宿舍，只好到校外的小树林背书。小树林空无一人，只有风吹树叶和我背诵的声音。晚自习后，我在教室挑灯夜读，尽量延迟回去。我不知怎样改变这种敌对氛围，不知如何处理复杂又恶劣的人际关系。那不是和某一个人甚至某几个人的矛盾，而是近三分之一的女生已经明确与我为敌。
第二学期，我还是班里第一名，但在全校已退至第四名。表彰会结束后，我趴在宿舍里大哭一通。我忍不下去了，每一天都是煎熬。我决定离开。
第三个学期，离开的念头日益强烈。我们村有两名女生在三班。我曾去她们班串门，感觉她们女生很团结，很快乐，对我很友好。于是表达了想来她们班的意愿，她们都表示欢迎。我立刻找到班主任，说：“李师，我想调到三班去。”班主任以为我开玩笑呢，笑咪咪的说，好啊。他见我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免不了在班会上多夸奖几次。他不知，这成绩、这夸奖带给我的灾难！我又找到三班的班主任，说：“薛师，我想来你们班，行吗？”薛老师高兴的说，好啊。当天晚自习，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三班；回到宿舍，又把铺盖搬到三班宿舍。
从此我就成了三班的一员，并在此后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几乎忘记了自己曾是一班的学生。一班的女生大部分没再理过我，我也不理她们，对面相逢不相识。她们没有机会欺负我了。我又获得了温暖、欢笑和友谊。这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多年不见，重逢仍然那么亲切，仿佛从未分开。这是我一生最珍贵的友谊之一。
父母不知道我这半年多的痛苦和挣扎——农村孩子没有倾诉的习惯，父母忙于生计，也不会主动去了解孩子。但是母亲知道我到三班之后交了很多朋友。至今，我一提起红、云、华、敏等人，母亲还知道她们是哪个村的，甚至了解她们的脾气。开心的事情，我倒是经常说说。
唯一有点对不住的，是李老师。但这歉意也是成年之后慢慢滋生的。而当年，转班成功了，只顾高兴，哪管别人？
初三下学期，全县应届生竞赛，选拔二百名，保送进一中。我们学校只有两人入选，一个是我，另一个也在我班。这件事颇为轰动，薛老师自豪的不得了，李老师会怎么想？我本来应该是他的自豪。这个问题，当年也来不及想。现在我也当老师了，如果我钟爱的学生突然要求转班，连个理由都不给，我想我会难过；如果这个学生转班之后又取得很大的荣誉，那我会吃那个班主任的醋。
也许，我欠李老师一声谢谢，还欠一声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