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St-101的电路方案定稿之后，李家港在实验台前连续坐了三个晚上。外壳的三视图、电路原理图、元件排位图、注塑机改造方案——所有技术文件都齐了，整整齐齐地叠在实验台左上角，用一枚磁芯压着。唯独喇叭罩上那个虚线框还是空的。
他在图纸上画过好几种图案方案。第一个是简单的圆形阵列，排出来之后怎么看怎么像日本货，平庸，毫无辨识度。第二个是几何线条组合——几根折线交叉成一个抽象的喇叭形状，太冷，像实验室里的信号发生器面板，放在收音机上让人看了不想摸。第三个是手写体的“星辰”二字，写完之后他自己看了半天，把纸揉了。不是字不好看——他练过工程字体，写得工工整整——是不对。字是字，花是花，收音机是收音机，这三样东西没有融到一起。一台收音机的外壳图案，应该是让人看一眼就记住整个产品的气质，而不是让人去读那几个字。
第四天下午，他把铅笔放下，站起来对福伯说了一句“我出去走走”，就出了门。福伯追到门口问去哪，他只摆了摆手。从工厂到旺角闹市走路只要一刻钟。他沿着钵兰街往前，穿过一条满是五金铺的小巷——两旁是卖螺丝轴承砂轮片的老铺头，卷帘铁闸上印着褪色的字号，有些铺头门口还蹲着正在用台钳夹工件的老师傅，手里锉刀一起一落，金属屑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再拐过两个街口就到了旺角中心一带，沿街是密密麻麻的摊档和店铺，下午四点多钟的阳光斜斜地打在骑楼的廊柱上，在地面投下整整齐齐的阴影，把行人往来穿梭的身影切成一道道移动的剪影。人行道上挤满了人——拎着菜篮的主妇在干货铺前弯腰挑冬菇，穿着白衬衫蓝裤子校服的学生三三两两咬着菠萝包边走边背书，推着手推车的送货工脖子上挂着汗巾，一路吆喝着“借借，借借”，弯腰拣菜的老太太和卖鱼蛋的摊贩为了几毫纸讨价还价。空气里有股烤鱿鱼和鸡蛋仔混合的焦香，烤鱿鱼的摊子支在骑楼柱子旁边，炭火一明一灭，白烟顺着骑楼底往上升，在半空中被楼上的招牌截住，散成一层薄薄的雾气。远处有收音机从楼上敞开的窗户里飘出广播声，好像是赛马评论，一把沙哑的男声在念赔率。
他本来是想来这一带的电器行看看市面上最新款的收音机外壳设计。旺角是香港电器零售的集散地，几条横街加起来有几十家电器铺，从卖日本进口高级音响的专卖店到卖廉价本土收音机的街边档都有。他一家一家地看过去，在橱窗前驻足，把每一台收音机的外观特征在脑子里记了一遍——不是要学，是要避开。索尼的新款台式机，黑色的塑料外壳，方正得像一块砖，唯一的装饰是面板上一条镀铬的横线。松下的便携机，深灰色，旋钮挤在右侧，喇叭罩藏在侧面，合上的时候看起来像个工具箱。三洋的中价位机型，棕色的仿木纹贴皮，企图冒充木头，但贴皮的边角已经翘起来了，在橱窗里晒得发白。偶尔有几家铺头在角落里摆着本土品牌的机子，更是粗糙——黑色的塑料壳上连个像样的装饰都没有，喇叭罩就是几道平行的横格栅，看起来比日本货更像日本货，因为连设计都在模仿，模仿得还不到位。
他在一家电器行门口站了许久，橱窗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影子。身后不断有人擦肩而过。别人做黑的，他就做蓝的。别人做方的，他就做圆角。别人把喇叭罩藏在机身侧面，他就把它放在正面最显眼的地方。别人把旋钮当成功能件随便一塞，他要把旋钮也做成装饰品。
沿着上海街往北，过了登打士街，人渐渐少了。商铺变成了一排排旧式唐楼的底层铺面，骑楼的廊柱上贴满了招租广告，有些已经泛黄卷边，字迹被雨水洇湿了不知道多少回。楼上的窗户大多是关着的，有几扇窗台上晾着衣服，晾衣竹竿从窗框里伸出来，挂着一排还在滴水的衬衫，在风里轻轻晃荡。再往前走，临近旺角道的一段天桥底下，有一小片自己形成的市集。没有固定铺位，没有营业执照，就是在地上铺一块布，摆上各种东西——旧衣服按颜色深浅摞成一叠一叠，塑料花插在剪开的汽水瓶里，二手手表排成一行表面朝上，反射出高架桥缝隙里漏下来的几缕光斑，不知真假的古董鼻烟壶和铜钱用旧报纸垫着怕磕碰，还有用塑料袋分装的小零食扎口处系着不同颜色的橡皮筋以示区别。摆摊的人大多蹲在地上，低着头，不吆喝，不招揽，像是怕引起谁的注意。偶尔有行人靠近，他们才抬起头看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
李家港本来已经走过去了。他是从天桥另一侧的楼梯上下来的，脚步没停，眼神扫过那片地摊时也只是习惯性地一扫。这一带他以前没怎么来过，不太熟。但走出几步之后，他停了下来。不是因为哪件东西抓住了他的眼，是因为一种奇妙的不对劲感——那片摊位上，有人在卖画。
不是那种批量印刷的廉价装饰画，不是那种用丝网印在绒布上的复制品。是手绘的扇子。扇骨是最普通的竹骨，扇面是宣纸。纸是最便宜的生宣，吸墨快，容易洇，不是画扇面的理想材料。但那个画画的人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纸的脾性——每一笔墨色都控制得恰到好处，洇开的部分被巧妙地转化为花瓣的阴影，没有洇开的地方线条清晰干净。
他转身走回去。那个画摊在天桥底下最靠墙的位置，光线最差，大半被头顶的水泥桥面遮住了。地上铺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布上摆着七八把扇子。每一把的构图都不一样——有的花枝舒展占据了大半扇面，有的花退在角落只露出半边花瓣，有的斜斜一枝从扇骨缝里探出来。他蹲下来，拿起一把画着紫荆花的扇子，对着天桥缝隙里漏下来的一束阳光仔细端详。
扇面上的紫荆花不是寻常画法。寻常画花，要么是工笔精描——花瓣的每一根脉络都用细笔勾出来，适合画谱，但放在扇面上显得匠气；要么就是把花瓣处理成装饰图案——把花朵简化成对称的几何形，好看是好看，但没有生气。这把扇子上的紫荆花介于两者之间。花瓣的边缘用了工笔的白描，线条很细，勾勒得清清楚楚，每一片花瓣的轮廓都用了两到三种不同深浅的墨线层层叠出，从瓣尖到瓣基的过渡毫不含糊。但花蕊却是用粗笔画的——笔尖蘸满了胭脂色的颜料，在花心处轻轻一点，颜料在纸上微微洇开，像真的花蕊在宣纸上吐出了花粉。
他把扇子翻过来看背面。背面没有画，只在右下角用极细的笔触画了一朵很小的花苞——大概只有指甲盖大小，但花瓣的卷曲方向、花萼的折叠角度都画得一丝不苟，显然是先仔细观察过才下笔的。
“这把多少钱？”他问。
蹲在摊位后面的人抬起头。
是个年轻女人，看上去二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碎花衬衫，袖口磨出了毛边，用针线重新绞过一道细密的锁边。头发用一根皮筋松松地扎在脑后，几缕碎发从耳边垂下来，遮住了半边脸，被她往耳后抿了一下，露出左边耳垂上一颗很小很浅的痣。她的眼睛很大，瞳仁深黑，但眼神是收着的，像一只在巷口探头探脑的猫，随时准备缩回去。
“五块。”她说。说的是粤语，但尾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柔软——不是本地人说话时那种字字咬实、句尾下沉的腔调，而是每个字与字之间留着一小截极细的气音，像吴语里软绵绵的拖腔。
李家港把扇子放下，又拿起另一把画着木棉花的。木棉的枝干画得很用力，枝条的转折处墨色浓重，枯笔擦过纸面留下的飞白让树枝像在空气里留下了划痕。花瓣是红的，但没有用大红——大红太炸眼，放在扇面上会显得浮。她用了一种偏暗的胭脂红，边缘微微泛着紫调，像黄昏时分西边天际线最低处的那一抹霞光。
“这把呢？”
“也是五块。”
他把木棉扇子放下，又拿起一把画着他刚才没认出来的那种淡粉色小花的扇子。这回他认出来了——不是常见的园艺品种，是剑兰。花瓣窄长，从扇骨最窄处垂下一穗，花萼上的细刺也一一勾出，刺尖方向各不相同，显然是照着实物写生过的。
“这个剑兰我小时候在画报上看过，广东这边不常画。”
她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又飞快地低下头去。从画稿下摸出涮笔的玻璃瓶，瓶子里那点水已经灰扑扑看不出底色。
“你是苏州人？”他问。
她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一下。玻璃瓶里那支狼毫的竹笔杆抵在瓶沿上，轻轻晃动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说的粤语，尾音带着吴语腔。苏州一带的口音。还有——”他指了指那把剑兰扇子，“你画剑兰的时候，剑兰花经常和菊花、蜡梅、水仙一起出现在苏州文人画里，配成岁寒四友，岭南这边也有人养剑兰，但很少拿来入画。”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动作很小，几乎看不出来。她的眼帘垂着，看着膝盖上那支狼毫，手指在竹笔杆上轻轻摩挲。这笔是她从老家带出来的，笔杆上刻着“湖州善琏”四个字，字迹已经被手指磨得有些模糊了。
“你别怕，”他把扇子放回蓝布上，往后退了一点，稍微拉开距离，“我是开工厂的。做收音机。我的新产品有一款外壳要找人设计图案——喇叭罩这里，就是声音出来的地方。”他用手指在空气中画了一个方框，“需要镂空一个图案。我在图纸上画了好几稿都不对，刚才看到你画的紫荆花——不是因为它好看，是因为你画的时候让它从扇骨里探了出来。你不是把扇面当纸，是把扇子当树。”
她没有接话。但也没有拒绝。她只是看着他手里的扇子，又看他手里那张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对折纸条。他直起身来，把纸条放在蓝布上，用手指推到她面前。
“明天早上你带着画稿来厂里，可以的话我们就定下来。不行也没有关系，不会让你白跑。”
他把纸条放在扇子旁边，站起来，转身走了。走上天桥台阶的时候，身后传来一声很轻的“谢谢”，是她的声音。他没有回头，但心里那个虚线框忽然有了第一道轮廓。不是花，不是字，是一个在蓝布上画紫荆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