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微亮的时候，李家港已经站在了工厂的大门口。
夜里没有睡，只在书房那把旧藤椅上合衣靠了不到两个小时。父亲生前最后几年的每一个白天几乎都消磨在这把藤椅上，扶手被磨得没了漆，坐垫上还留着一个浅浅的臀印。这短短的一觉，却把两种记忆彻底揉在了一起——前世2023年的教授和今生1978年的破产继承人，不再打架，不再互相覆盖。他像是终于把两本不同的书放在同一张桌面上，一左一右，同时翻开。
铁门虚掩着，福伯推开的时候，门轴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锈住了。门后的世界比他想象中更安静。车间很大，挑高有五六米，顶上挂着几排老式的日光灯，大部分已经不亮了，只剩下最里面那一排还在有气无力地闪烁，发出嗡嗡的镇流器声响。机器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车间两侧，盖着防尘布，布上落了一层灰，但盖布的四角都用绳子系在机器底座上，没有一块被风掀开——那是福伯每天早上来检查时都会重新拉紧的。空气里有股机油和铁锈混合的味道，不刺鼻，但让人印象深刻——那是机器太久没有运转才会有的味道，像一件很久没穿的外套，挂在墙角，纤维里吸附了所有过往的气息。地面上有几处积水，是昨晚暴雨从屋顶的破洞漏进来的，积水边缘已经干了一圈灰白色的痕迹，显然漏水不是第一次了。
“工人呢？”李家港问。
“连我在内，二十三个。”福伯扳着指头数，“走剩的都在这儿了。有的去了日本人的电子厂，有的去了制衣厂，有的干脆转了行——去码头扛货、去酒楼做厨工、去开小巴。留下的都是老家伙，在李家做了十几年以上的，或者没地方去的，又或者还在等少爷回来的。”他顿了顿，往车间尽头那排关着的铁柜抬了抬下巴，“还有几个空位，是替你爸爸那批老技工留的——他们只说出去‘找散活’，隔两三个礼拜还会来车间转一圈，帮阿强擦一擦机器。”
李家港走到最近的一台机器前，把防尘布掀开。是一台注塑机，型号很老——德国1965年出厂的卧式螺杆注塑机，型号在当时的香港算得上先进。结构他很熟悉——前世的实验室里有一台类似的机型，被拆了无数次，几乎每一位研究生都拿它练过手。他蹲下来看了看机器的铭牌，用手摸了一下导轨上的锈迹。锈只在表面，没有深入到金属里面，说明机器停的时间不算太长。锁模力两百八十吨，用来注塑收音机外壳绰绰有余。
“这台机器还能用吗？”
“能用。”
“能用。保养记录在这里。”福伯走到他身边，从机器侧面的文件盒里抽出一本翻得卷边的牛皮纸本子，摊开给他看，“你爸爸在的时候，每个月都让阿强保养一次。人不在了以后，阿强还是每个月来保养，一次都没断。他说机器不能停，停了就废了。上个月他还把这台机器的液压油全部换了一遍，自己掏钱买的油。”
李家港站起来，继续往里走。仓库在车间最里面，铁门锈得比大门更厉害，福伯帮忙推了好几下才推开。门后的景象跟他预想的差不多——货架上堆着大量的收音机元器件，电容、电阻、晶体管、变压器，有些用纸箱装着，有些就散放在架子上，标签已经泛黄卷边。靠墙的角落里堆着小山一样的报废收音机，外壳摔裂的、天线折断的、喇叭网罩凹陷的，但没有一台被拆散了——这又是阿强的习惯，坏的东西也舍不得扔，总觉得哪天能拆零件用。废品堆旁边是一个锁着的小铁柜，柜门上贴着“阿强——不准动”的纸条，纸条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但胶水粘得很牢。
“库存我清点过，”福伯站在他身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电容两千三百只，电阻一万五千只，晶体管八百只，中周变压器最少——只有不到一百只。当初老爷订的都是最便宜的货，很多元件参数不稳定，好的和坏的一比二。后面出的几批机子，有些出厂当天就要退回来修。回来修的还是阿强一个人，经常修到半夜。”
李家港拿起一只中周变压器对着光看了看。那是一枚标准的晶体管收音机用中周，铁氧体磁芯，外壳是铝制的，顶上印着厂牌和批次号。他拿万用表测了一下q值，读数在七十左右——勉强能用，但离他想要的标准差得远。他又翻了几只同一个批次的变压器，发现q值波动很大，从六十几到八十几都有，品控显然没有做好。有些磁芯的封装也有问题，铝壳和底座之间能看到细小的缝隙，潮气容易渗进去。他拆开一只，里面的线圈绕得松紧不匀，最外层的几圈已经开始松散。
“这批货是从哪进的？”
“一个本地代理商，叫合兴隆——就是欠他十六万五那个。”福伯指着债务清单上一行用红笔画圈的名字，“日本的货他拿不到，就给我们国产的。用起来不够稳，上一批收音机，有一半退回的都是变压器品质不好，信号时有时无。有些客户说调台的时候声音忽大忽小，拆开一看，就是这批。我后来跟老爷说过不要用这批了，但老爷说没办法——别家更贵，账上又没钱。”
李家港点点头，把变压器放回货架，走到仓库角落里那几箱报废收音机面前。纸箱已经受潮变形，箱体上印着“联发运输”的字样，日期章是1977年。里面的收音机有些外壳摔裂了，有些天线折断了，有些调谐旋钮被拧过了头、刻度盘上的红线歪到了波段之外。但没有一台是完全报废的——阿强给每台都贴了一张手写的小标签，注明故障原因和拆解日期，有的写着“中周坏”，有的写着“电容漏电”，有的只写了三个字“还能修”。
他随手拿了一台，看了一眼后盖上的标签。型号正是父亲最后接的那批订单，五百台晶体管收音机中的一台。标签上印着“李家电器厂制造”，下面是用钢模打的生产日期和序号，字迹清晰，墨色饱满。他把这台收音机翻过来，看着后盖上那张标签，用手指抹掉标签上的灰尘。
“耀华的货，还剩多少？”
“什么？”福伯没听明白。
“父亲出事前做的那批货。五百台，全交了吗？”
福伯沉默了。他把搪瓷缸从左手换到右手，又换回来，然后慢慢摇了摇头。“不是交货。老爷那天在码头，是去排柜位的。之前延过一次期，人家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只要当天把货运上车，就不追究。老爷舍不得花钱雇搬运，自己带人去装柜。货已经上到一半了，他去签柜位单，起重架就砸下来了。”
李家港听完，把后盖轻轻放了回去。“这批货，后来在哪？”
“最后一批还没装上去的部分，耀华不要了，说订单作废。那批货就在仓库里——就是你面前这些。”
“为什么不自己卖？”
“没牌子，没渠道，”福伯叹口气，“而且老爷走了以后，市面上都说我们厂要倒闭了。就算摆出去，谁敢买？买回去坏了找谁修？”他看着李家港把那只外壳碎裂的收音机放回纸箱，从箱沿拎起自己那只搪瓷缸，手指在缸身上那道旧痕上蹭了一下，“少爷，天快亮了。你这身衣服还是灵堂那件，我去给你找件干净的。”
李家港没有回应。他蹲在纸箱前面，把那些贴着“中周坏”标签的收音机一台一台地搬出来，拆开后盖，用万用表逐一测量变压器初级引脚的阻抗。拆到第十七台的时候他停住了——不是这一台的故障和别人不一样，而是他忽然意识到，从灵堂站起来、从书房走下来、从铁门跨进来，一直没掉过一滴眼泪的自己，此刻蹲在落了满手灰的旧纸箱中间，心里开始发胀。不是悲伤。是那种你发现你爸在最后那批订单的盒子上整整齐齐压着一张你小时候画给他的收音机图样时，你才彻彻底底明白——他已经不在了。你把图纸从盒底抽出来，他在纸背上用铅笔给你补了一句“注意焊盘间距不要小于三十密耳”，那些字还叠在你十几年前歪歪扭扭的蜡笔画上面。可他已经不在了。
他直起腰，把那台贴了“中周坏”却还能收到模糊信号的老样机放在实验台正中间。回头看了一眼福伯还停在车间门口那道瘦削的背影，拎着他递来的备用工装外套，踏上了实验台前的铁凳。
“福伯，”他说，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今天早上，把所有人都叫到车间。我有话要说。”
他没有再多说。把拆下来的变压器重新装回测试板，拧上接线柱，拧到最后一牙螺纹的时候手指用力压了一下螺丝刀的胶柄。天已经亮透了，从车间高处的破洞里漏进来那一小片光，不偏不倚地落在他面前那张昨晚在书房画到四点的电路草图上，把图纸边缘的铅笔粉照成一层淡淡的银灰色。那只旧搪瓷缸在图纸压角处冒着热气，缸身上的老红字被水渍洗得只剩轮廓，但在那片晨光里，每一道笔画的凹痕都变得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