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在工厂的二楼，是父亲生前最后几年待得最多的地方。
从灵堂到工厂的路并不长，开车大约一刻钟。雨刷在挡风玻璃上左右摇摆，发出有节奏的摩擦声。车窗外的街道被暴雨冲刷得几乎看不清路牌，只有偶尔掠过的一两盏昏黄街灯在雨幕中晕开一团朦胧的光。
李家港坐在福伯那辆老丰田的副驾驶座上，额头靠着冰凉的车窗玻璃。两种记忆还在他脑子里持续碰撞，但最剧烈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此刻更像是一场地震后的余波——前世的记忆和今生的记忆不再互相撕扯，而是像两条河流汇到了一起，虽然水流还在打旋，但河床已经成形。他记得2023年的事，也记得1978年的事。两套记忆同时存在，互不覆盖，像一本书同时印着两种语言的对照文本。这种感觉很奇怪——他既能用前世工程师的理性去分析眼前的一切，又能用这一世儿子的情感去感受这些账本和旧文件上残留的亲人的气息。
工厂在九龙塘一条不起眼的横街尽头，是一栋两层的旧式工业楼，外墙上贴着米黄色瓷砖，年深日久已经泛出灰斑。铁门上那块“李家电器厂”的招牌还在，红色的繁体字被雨水冲刷了无数遍，漆面已经有些斑驳。福伯把车停在门口，从遮阳板上摸出一把旧钥匙，下车开铁门。铁门的门轴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锈住了。福伯用力推了两下才推开一条缝，侧身挤进去，从里面把门完全拉开。
李家港推开车门，踏入工厂天井铺着的麻石地砖。雨势稍歇，但门檐上积压的雨水还在往下坠落，砸在他肩膀上。他在雨中站了片刻，抬头看了看那面招牌，然后越过门槛，跟着福伯进了车间，上二楼。
推开书房门的时候，一股霉味混着旧书纸的干燥气息扑面而来。窗帘拉着，只留了一条缝，月光从那条缝里漏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道银亮的细线，那道光恰好落在书桌旁的废纸篓边沿。他没有立刻开灯，借着从车间天窗透进来的月光扫视了一圈——书桌靠窗，上面堆着几摞文件夹和一个落满灰尘的台历，桌角摆着一只老式笔筒，笔筒里插着几支铅笔和一把已经生锈的美工刀。书架占满了整面墙，塞满了技术手册和行业期刊，有几格塞不下了，书脊歪歪扭扭地叠了两层。墙角立着一个旧铁柜，柜门虚掩着，柜门上贴着一张发黄的厂房平面图。
他走到书桌前，把台历拿起来。台历翻到1978年6月那一页，日期停在15号。这一页上用铅笔写着几个字：“交耀华货。500台。晶体管收音机。柜号：hKG-0782-16。”字迹很潦草，但笔画有力，是父亲的习惯——父亲写字时握笔很用力，每一笔都像刻在木头上似的，纸的背面都能摸到凹痕。耀华——他从这一世的记忆里搜索这个名字，是一家老牌贸易公司，做出口转口生意的，从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从香港采购收音机销往东南亚。父亲和耀华的老板做了十几年生意，是厂里最稳定的老客户之一。这张订单的交货日期是6月20日。父亲6月19日在货柜码头遇难。
订单只差一天就完成了。这批货如果按时发出去，回款至少能撑三个月的运转，银行那边的抵押贷款也能谈展期。可就差这一天。
他把台历放下，转身打开铁柜。铁柜的合页缺了油，拉开时发出一声尖锐的金属摩擦声。柜子里整齐码放着工厂的档案——营业执照正副本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土地使用证是一张泛黄的大开本硬纸，上面盖着港英政府的红色大印，机器设备的原始购货单据按购入日期分册装订，历年的纳税记录用铁夹子夹成厚厚一沓，每年一沓，从1956年一直排到1977年。他一份一份翻过去，每一页纸都在告诉他同一件事：李家电器厂曾经是一个运转正常、信誉良好的中型电子制造企业。在父亲掌舵的十几年里，工厂最好的时候有三条生产线同时开工，工人超过百人，年销售额排进全港收音机制造商前三。1968年到1973年是黄金期，厂里每年春节给工人发的年货能铺满一整张会议桌。
转折点出现在1976年。那一年日本索尼公司推出了新一代晶体管收音机，体积更小、功耗更低、外观更时尚，价格却只有香港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二。紧接着松下、三洋也跟着降价，整个东南亚市场被日本货冲得七零八落。李家的老客户开始流失，订单量逐年下滑——1975年全年订单还有将近九千台，1976年掉到五千，1977年只剩不到三千。父亲尝试过转型，把利润投入研发，试图做出自己的集成电路收音机，为此还专门从日本请了一个退休工程师来厂里做了三个月顾问。但研发需要时间，而市场不等人。到了1978年初，工厂已经连续亏损了六个季度。银行开始收紧授信额度，原料商从月结改成了现金结付，连运输公司都要求先付运费再派车。
即使这样，父亲还是不认输。他卖掉了最后一条生产线——那条1970年从西德进口的全自动插件线，当时是全港第三条同型号设备，花了他将近两年的利润。卖给了观塘一家做电子表的厂，价钱被压得很低，但总算凑了一笔现金。他用这笔钱接下了耀华那批五百台收音机的订单——这是最后一搏。如果这批货按时交付，工厂至少能回笼资金，撑过最难的这几个月，等新的集成电路设计方案走完打样流程，也许还有翻盘的机会。
然后起重架断了。
李家港把档案放回铁柜，关好柜门。手掌按在柜门上，那一声闷响被压进掌纹。他在走廊尽头的水龙头边接了一捧凉水冲了把脸，把前世今生的所有杂念暂时按下去，然后推开书房的窗户。暴雨后的空气涌入书房，带着一股混合着泥土、铁锈和海水咸腥的气息。潮湿温热的夜风吹得桌上那些旧报纸哗哗作响。远处的九龙湾在月光下泛着暗淡的波光，有几艘货船的轮廓在远处缓缓移动，桅杆上的信号灯一闪一闪，汽笛声隔着水面传来，沉闷而悠长。
在2023年的那个世界里，他见过比这大得多的海港——上海洋山港的自动化码头、深圳盐田港的无人集卡——操作过比收音机复杂千万倍的智能制造系统。完整的工业知识体系，在这个年代就像一把万能钥匙。但现在他站在这里，那些知识像工具箱里最精密的一把螺丝刀，而面前等着他拧的这些螺丝，每一颗都锈得快拧不开了。从何着手，这个问题本身比任何技术难题都更让他感到沉重。
他重新坐回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从楼下带上来的那个文件夹——里面是福伯整理的债务清单。纸张是会计常用的绿色横格纸，字迹是福伯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标了日期、金额和债权人。最大的三笔分别欠汇丰银行——三十八万，设备抵押贷款；欠合兴隆原料行——十六万五千元，主要是晶体管和电容的货款，已经逾期三次；欠联发运输公司——五万两千元，包括过去半年所有的陆路运输和码头柜位费。这三笔加起来将近六十万，占债务总额的七成。剩下的二十几万是零零散散的——橡胶脚垫厂、包装盒印刷厂、漆包线供应商、还有几个按月结算的水电电话账单。
他拿起一支铅笔，在空白纸上画了一张债务结构图。先把有抵押的债务和没有抵押的债务分成两栏。银行那笔三十八万有设备做抵押，优先级最高，如果不还，法院可以依法查封机器。把近期到期和远期到期的标上不同颜色——红色是三十天内必须处理的，黄色是六十天，蓝色是更长。画完之后他看了半天，然后把这页纸翻过去，在反面写下了唯一一个数字：八十七万三千四百。他写得很慢，每个数字的笔锋都很重，铅笔尖在纸上压出了凹痕。写完他把这页纸撕下来，折好，放进口袋里。这个数字，以后要还。但不是以陈万金想要的方式。
凌晨两点，他整理完了所有能找到的财务记录。结论比他预想的稍好一点——债务高但结构不算恶劣，大部分是中长期债务，短期内真正必须偿还的只有银行那笔抵押贷款的当月利息、几个已经逾期太久的原料商催款，加起来不到二十万。而工厂的资产——地皮、厂房、机器设备、库存元器件——如果按市场价评估，完全可以覆盖全部债务。问题是债权人不给他时间。法院的破产清算程序一旦启动，所有资产都会被强制拍卖，拍卖价往往只有市场价的五六成。那时候，即便卖掉工厂也填不平窟窿，而工厂一倒，工人失业、客户流失、李家三代人的基业就彻底没了。而陈万金出三十万买地皮，就是想赶在拍卖前趁火打劫。
釜底抽薪。先让李家陷入流动性危机，然后在法院拍卖前用低价把地皮拿走，等过两年地铁沿线物业升值再转手或者自己开发。典型的秃鹫打法。
他把最后一本账本合上，揉了揉眉心。纸上留下的不是一个商业计划，只是几个零碎的判断：订单要恢复，供应商要稳住，法院那边要争取时间。如果还有一线生机，就在仓库里那批没来得及发出去的收音机上。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九龙湾在低垂的云层下沉默地铺展着，几艘货轮在深水航道里缓缓移动，桅灯在夜幕中明明灭灭，他不知道月亮是什么时候转到了楼后面，只看见铁柜上那道光斑已经移到了那本账簿的封面，把“债务”两个字照得比周围的字更白了几分。
楼梯口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紧接着是搪瓷缸搁在桌面上的轻响。福伯把热茶放在他肘边，缸沿磕碰的旧痕在灯下泛着釉光，茶汤浓得发黑，是那种泡了一整天的老茶。老人在门边站了片刻，看着这个从灵堂里站起来的年轻人把债务清单翻到最后一页，终于转身把走廊里那扇嘎吱作响的木窗拉紧。窗缝里灌进来的夜风一下子断了，桌上那些旧报纸停止了翕动，书房安静得只剩下远处传来的货轮汽笛声，低沉而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