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出去，比炮弹飞得还快。
张大猛被毙了，李魁五被毙了，刘绍周光着屁股被毙了，乔志明会写诗也被毙了。三个土匪集团，连根拔起，一个不剩。流动法庭的马车跑遍了栖霞的每一道沟、每一道坎，县长孙世尧亲自坐堂，审一个毙一个，审两个毙一双。枪声从南响到北，从东响到西，响得老百姓从害怕变成了习惯，从习惯变成了期待。
“今天又毙了几个？”“听说是四个。”“才四个？昨天毙了六个呢。”“那今天这效率不行啊。”“急什么，明天还有。”
流动征兵站跟着流动法庭走，法庭审到哪儿，征兵站就开在哪儿。老百姓一看——这当兵的管饭，管饱，管肉，管白面馒头，还发大洋。一个月二十五块，现发不拖欠，比种地强，比打工强，比在家窝着受土匪的气强一万倍。于是，栖霞地面上的青壮年，像听到了集结号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征兵站。有的步行，有的赶车，有的骑驴，有的连夜翻山越岭，有的天不亮就在村口等着。有的村子，一下子来了几十个，村长拦都拦不住。
“二娃子，你走了家里的地谁种？”“爹，地又不多打粮食，当兵能挣钱！”“挣了钱给谁？”“给你！”“那你去吧。”
1930年3月3日到3月7日，五天。五天里，新兵暴增——不是增长，是爆炸。不是涓涓细流，是山洪暴发。前几天还是三千、三千五、四千，到了第七天，文书把数字报到冯诺面前，冯诺看了一眼，差点从摇椅上翻下来——六千。整整六千个新兵。加上之前编组完成的九百老兵，第二期三百新兵营，第三期三百新兵营，冯诺现在的总兵力，足足七千五百人。
七千五百人。三个整编大团，绰绰有余。
冯诺躺回摇椅上，看着天花板，手指在扶手上无意识地敲着。不急，现在还不急。兵有了，粮呢？枪呢？炮呢？子弹呢？训练呢？装备呢？他唤出系统光幕——这是他自己才能看见的宝贝，每天刷新一次，每刷新一次都让他又喜又骂。
野战电台，ScR-161型，二十台。冯诺盯着“二十台”这三个字看了五秒钟，然后扫了一眼指挥部——没有电报员，连个会发电报的都没有。电台有什么用？当砖头垫桌子？当板凳坐着？还是当废铁卖钱？他叹了口气，把电台的事先搁一边，往下看。汤姆逊冲锋枪，五百把。这个有用，太有用了。教官们不用再端着空包弹吓唬人了，一人一把汤姆逊，突突突地打，既练了兵，又过了瘾，还能把新兵吓得屁滚尿流。春田步枪，六千把。子弹，三百万发。
冯诺皱了皱眉，嘴里嘟囔了一句：“三百万？太抠了。”他不知道的是，民国时期，中央军一个军都未必能凑出三百万发子弹。各路军阀的弹药库，打开来看看，有的连三十万发都凑不齐。三百万发，够打一场中等规模的战役了。但冯诺嫌少。他不光嫌少，还在心里骂了系统一句“抠门”，骂完了继续往下翻——菠萝手雷，五万颗。他算了一下，一个人能分六七颗，扔出去能把一个村子炸平。还行，不骂了。
他把光幕关掉，翻了个身，继续躺着。摇椅吱呀吱呀，春风从窗户吹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日子挺好，就是缺个电报员。五万颗手雷又不会自己扔，电报员却可以自己培养——但谁培养他呢？算了，躺着先。
城外训练场，李立晒得又黑又瘦。
他本来就是一张普通的脸，扔进人堆里找不出来的那种。现在好了，脸晒得黑里透红，人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站在阳光下，活像一根刚从土里刨出来的老山参——黑不溜秋的，毫不起眼，但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好东西，实诚，管用。李立不挑。不挑食，不挑觉，不挑天气，不挑兵。给他什么兵，他就练什么兵；给他什么条件，他就用什么条件。他的要求只有一个——不许偷懒。谁偷懒，他骂谁；骂不管用，他端着汤姆逊突突——当然是突突旁边，不是突突人，但新兵不知道。
“哒哒哒哒哒——”
汤姆逊的枪声在训练场上炸开，清脆，密集，像有人在撕一匹永远撕不完的布。李立端着枪，枪口朝上，朝着一群正在偷懒的新兵头顶扫了一梭子。空包弹，打不死人，但声音够响，火光够亮，新兵们的反应够快——从瘫坐在地上的状态，瞬间弹了起来，站得比标枪还直。
“你个狗日的！不许偷懒！”李立的声音从铁皮喇叭里炸出来，比汤姆逊还响，“今天跑不完十公里，谁也别想吃饭！跑完了的，加鸡腿！”
新兵们像被捅了窝的马蜂，嗡嗡地跑了起来。跑得快的在前面领跑，跑得慢的在后面追，跑不动的被教官用鞭子赶着跑，跑吐了的吐完了接着跑。没有人掉队——掉队的后果比跑吐了严重得多。李立的规矩：掉队一次，加练一天；掉队两次，加练三天；掉队三次，卷铺盖走人。冯长官说了，训练跟不上，只能说再见。
新兵营的训练周期是二十一天。不是十四天，是二十一天。这是冯诺重新调整的，理由很简单——新兵刚从地里来，从村里来，从穷得叮当响的烂命一条来，身体底子差，营养跟不上，直接上十四天地狱训练，能活下来的不到一半。所以前七天是适应期。适应什么？适应军营的作息，适应教官的嗓门，适应军装和皮靴，适应枪械的重量和味道。更重要的是——适应吃饱饭。
每天五顿饭。不是三顿，是五顿。早上起来一顿，上午训练中间一顿，中午一顿，下午训练中间一顿，晚上一顿。顿顿有面，顿顿有肉，顿顿管饱。新兵们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的饭，有的吃着吃着就哭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想起家里的爹娘还在吃糠咽菜，自己在这里吃白面馒头，心里不是滋味。但哭归哭，吃归吃，哭着吃，吃着哭，眼泪掉进碗里，混着肉汤一起咽下去。
七天适应期里，每人消耗三十发实弹。不是让他们打靶，是让他们听个响，闻个火药味，知道枪响了是什么样子，子弹从耳边飞过去是什么感觉。不至于上了战场听见枪响就趴下装死。正式训练的十四天，每人消耗一百发实弹。打靶，打移动靶，打夜间靶，打不同距离的靶，打到手不抖、眼不眨、指哪打哪为止。
冯诺最重视的，还不是射击，是土工作业。他给李立下了死命令——挖坑。不是随便挖，是系统地挖、科学地挖、没完没了地挖。栖霞城外，但凡没有人要的空地，全被挖成了战壕，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铺在大地上。散兵坑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的。交通壕连接着每一个散兵坑，弯弯曲曲的，走进去像进了迷宫。机枪掩体、迫击炮阵地、指挥所、救护所、弹药库——所有战壕里需要的一切，全都挖好了。
挖好了怎么办？埋了。不是真的埋，是推平了，重新找一块空地，重新挖。为什么？因为挖过的土是松的，松土挖起来容易，但实战中没有松土给你挖——实战的地面是硬的，是实的，是一锹下去只能啃一个印子的，是没有挖过的处女地。只有在新地上挖，才能练出真正的本事。于是，新兵们挖了埋，埋了挖，挖完这块换那块，挖完那片换这片，天天挖，日日挖，挖到手软，挖到腿软，挖到睡觉做梦都在挖，挖到看见工兵锹就想吐。
但没有人偷懒。因为李立说了——战壕挖得深，子弹打不着；战壕挖得浅，阎王爷点名。
四百米障碍，十个公里武装越野，三十公里拉练。一样不少，一样不落，样样都练，样样都考。及格的不奖，不及格的罚，罚完再考，考完再罚，直到及格为止。
二十一天后，这群新兵将不再是农民，不再是烂命，不再是走投无路的穷光蛋。他们是兵，是第一师的兵，是扛着春田步枪、揣着菠萝手雷、吃着白面馒头、拿着二十五块大洋的兵。谁再敢欺负他们，他们就用子弹回答。
烟台，第十七军指挥部。
刘珍年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面前摆着一摞厚厚的报告，全是金参谋汇总来的情报。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死疙瘩，手指在桌面上嗒嗒嗒地点着，像一只啄木鸟在啄一棵空心树。他的脸色不好看，不是一般的不好看，是那种“我知道要出大事但还不知道多大的事”的不好看。
金参谋站在对面，手里拿着一个翻开的文件夹，脸色比刘珍年还难看。他的声音有点发干，嘴唇有点发白，像是在汇报一件他自己都不太相信的事情。
“军座，”金参谋咽了口唾沫，“第一师兵力已突破七千五百人。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不到一千人。一个月，七千五百。”
刘珍年没有接话。他点桌面的手指更快了，嗒嗒嗒嗒嗒，像机关枪在扫射。七千五百人，一个月，怎么做到的？他刘珍年在胶东经营了这么多年，手底下也才三万来人。冯诺一个月就拉了七千五百，照这个速度，再过三个月，岂不是要超过他？
“装备呢？”刘珍年的声音沙哑，像是在沙漠里走了三天没喝水。
金参谋翻开文件夹，念了起来。念着念着，他自己的声音都开始发飘了：“七五炮……已经数不清了。春田步枪，人手一把。汤姆逊冲锋枪，教官人手一把，据说新兵也在配发。子弹——”他顿了一下，“子弹不计其数，像不要钱一样，训练场上打得哗哗的。我们的眼线估算了一下，光是这几天消耗的子弹，就够咱们十七军全军打一场战役的。”
刘珍年点桌面的手指停了。他抬起头，看着金参谋，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像是羡慕，又像是嫉妒，更像是一种“这他妈不公平”的愤怒。
“我们的卧底呢？”他问。
金参谋的脸色更苦了，像吃了一整根苦瓜，苦得连眉毛都拧在了一起。
“被毙了好几个了。还有几个——”他的声音低了下去，“自己跳出来了。”
刘珍年的嘴张得老大，能塞进一个鸡蛋。“什么玩意？卧底还自己跳出来的？”
金参谋苦笑了一声，那苦笑里有无奈，有尴尬，还有一种“我早该料到”的懊悔。
“军座，您听我说。冯诺手底下有一个军情处处长，叫赵洪昌，手底下有一个督察营，一百多人，专门管军纪和反间谍。那个人——”金参谋压低了声音，像是在说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一抓一个准。咱们派去的弟兄，不出三天就被盯上了。不跳出来，等着被督察营抓？被抓了就是枪毙，枪毙了连抚恤金都没有。跳出来，至少能活命。”
刘珍年的嘴还张着，没有合上。他在脑子里艰难地转动着这个信息——卧底自己跳出来，是因为怕被对方抓住。对方抓住就枪毙，跳出来至少能活命。这不对啊，卧底不是应该宁死不屈的吗？不是应该把情报放在鞋底里、藏在衣领里、吞进肚子里，打死也不说的吗？怎么到了冯诺这儿，卧底都成了软骨头？
金参谋看出了他的疑惑，又补了一句：“军座，冯诺一个月给大头兵开二十五块大洋。每天白面，顿顿有油水，隔三差五还发罐头、发肉、发鸡蛋。咱们的弟兄在那边潜伏了几天，回来跟我说——‘参谋，我不想回来了，那边吃得实在太好了’。”
刘珍年点桌面的手指又开始动了，这次不是机关枪，是慢节奏的，一下一下的，像是坟头有人在烧纸。
“二十五块大洋。”他念叨着这个数字，像是在念一道魔咒，“冯诺有病吧？我们才给五块大洋，他给二十五块。就算背靠中央，就算是委员长的亲儿子——也不能这样啊。”
金参谋的文件夹翻到了最后一页，他的声音压到了最低，像是在做最后的总结陈词。
“军座，快想个招吧。昨天夜里，又跑了一百多人。今天可能还得跑。”
刘珍年闭上了眼睛。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久到金参谋以为他睡着了。然后刘珍年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吐出来，说了一句让金参谋既意外又不意外的话。
“涨饷。”
金参谋的眼睛亮了一下，又迅速暗了下去。
“涨多少？”
刘珍年想了很久，想了又想，咬了咬牙，像是从自己身上割了一块肉下来。
“涨到——”他伸出两根手指，比划了一下，“八块。”
金参谋看着那两根手指，没有接话。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冯诺给二十五块，刘珍年给八块。差了十七块。十七块大洋，能在乡下买两亩地，能在城里吃一个月的好饭，能让一个五口之家过得滋滋润润。十七块大洋的差距，不是涨三块钱就能抹平的。
但刘珍年已经做了他能做的最大让步。第十七军的家底，他比谁都清楚——养三万兵，每月的军饷、粮草、弹药、被服、医药，哪一样不要钱？八块已经是他的上限了，再多，他就要卖枪了。
金参谋合上文件夹，敬了个礼，转身出去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听见刘珍年在身后说了一句。
“告诉各部队，加强思想教育。不许再跑了。”
金参谋回过头来想说什么，但刘珍年已经低下了头，埋进了文件堆里。他张了张嘴，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加强思想教育？五块和二十五块的差距，思想教育顶什么用？思想教育能当饭吃？能当肉吃？能当白面馒头吃？他摇了摇头，轻轻地关上了门。
门关上的那一刻，他听见刘珍年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很长，很深，像一个溺水的人在吐出最后一口空气。
金参谋站在走廊里，望着窗外的烟台港。海面上有几艘渔船在波浪中起伏，海鸥在天空中盘旋，叫声尖利而凄凉。他忽然想起一句古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不对，用在这里不合适。应该是——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也不对，刘珍年还没哭呢。他叹了口气，把文件夹夹在腋下，快步走向了电报室。
电报发出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
电波在天空中穿梭，越过田野，越过山丘，越过那些被挖得千疮百孔的训练场，落在栖霞城外的第一师指挥部里。冯诺没有收报机。不，他有收报机，系统刷新的，二十台，全在库房里堆着，落了一层灰。他没有电报员，所以烟台那边发来的电波，他一个字也收不到。他躺在摇椅上，盖着毛毯，闭着眼睛，嘴里嚼着半块压缩饼干。窗外，新兵营的灯还亮着，口号声还在响，工兵锹还在咔嚓咔嚓地挖着土。
七千五百人，二十一天后，就是七千五百个兵。
二十一台电台——哦不，二十台，他自己也算一台。
冯诺嚼完最后一口饼干，翻了个身，面朝椅背，沉沉睡去。
摇椅吱呀吱呀，春风吹过窗棂，带着远处训练场上新兵们的喘息声和教官们的骂街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不像噪音，倒像一首正在排练的交响曲。指挥是李立，乐器是工兵锹，旋律是“哒哒哒”。
挺好听的。
七绝·扩军
兵如潮涌六千余，白面馒头大肉鱼。
莫道长官财大气，只因百姓苦无居。
刘珍烟台愁白首，冯诺栖霞乐捋须。
二十一台无报务，摇椅吱呀自在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