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学术方式迎接学术挑战，因为这一次，我们能用的只有实力。”
念念说完，方教授便将下一期实验课名单收进文件夹，起身去医学院申请调阅历次课程记录，陈正道则把门诊安排交给江明重新调整。
江明拿着排班表，有些发愣。
“研究材料让我整理，门诊也让我盯着，那回应报告谁来做？”
“还是你。”
陈正道将一摞病例推到他怀里。
“你不是已经能独立负责研究方向了吗？现在正好看看这根粗枝能不能扛事。”
“《种子书》上的树才画完一天，您就拿那根枝压我？”
“别贫，先把原始材料分好。”
念念翻开报告第一页。
“我们先定规矩，所有回应都要找到对应原文、原始记录和责任人，不能用大概、基本、通常这种说法糊弄过去。”
方教授刚走到门边，又停下来问道：“连我们自己都这么查？”
“先查自己。”
“你倒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报告送上去以后，人家不会因为我们辛苦就少看一页。”
方教授点了点头，把手里的课程名单又拿出来。
“那我也定一条，谁写的内容谁接受复核，不许拿职务和资历挡问题，包括我。”
第一天的会议开到食堂快收灶，几个人才把九项质疑逐条拆开。
陈正道把铅笔丢到桌上，揉了揉发酸的手。
“风险提示另立一章，我同意，可对方要求统一处置界线，这一条不能照改。”
“没人说照改。”
念念把两份基层转诊记录放在一起。
“统一的应该是识别危险的方法和必须转诊的最低界线，具体处置仍由病情决定。”
江明提笔记录，又抬头确认。
“也就是说，把退出界线分成绝对退出和建议退出？”
“可以这么整理，不过绝对退出这个词太硬，遇到基层交通中断怎么办？”
方教授说道：“改成必须启动转诊，后面补上无法立即转送时的临时处理。”
“还要写清楚临时处理的目的只是维持病人状态，不能把它当成继续留治的理由。”
陈正道重新拿起铅笔。
“这一条算解决了，下一条。”
第二天，几个人围着那组缺失数据争了起来。
江明将登记表翻到缺页处。
“这批病人的初诊和末次复诊都在，中间两次随访由试点自己保存，咱们没有收到副本。”
陈正道说道：“让试点补寄。”
“暂缓通知已经下去，现在找他们补材料，别人会不会认为我们临时拼证据？”
方教授问完，屋里几个人都没接话。
念念把那批病例单独抽出来。
“先不纳入结论。”
江明急了。
“可这批结果最好，删掉以后，有效率会往下降。”
“记录不完整，再好的结果也不能用。”
“原件只是没寄到，又不是没有。”
“那就等原件到了再补充，在此之前，它不能替我们证明任何事。”
江明捏着登记表，没有马上放手。
“数据少了，对方可能继续说样本不足。”
“比起样本少，拿不完整的数据撑结论更严重。”
陈正道从他手里抽走那几页，放进待核材料。
“听念念的，删。”
第三天，四项误解的对照说明也写出了初稿，方教授读到“框架不鼓励基层越级处置”时，抬手划掉了整句。
“这句话太像辩解，拿证据说。”
江明问道：“用转诊表？”
“还要用课程考核题。”
念念找到第一届学员的考核记录。
“题目里有三种必须后送的情况，高振华和梁建华到岗后的反馈也能证明，他们学到的是识别边界，不是逞能。”
陈正道看过原件，终于点头。
“把不鼓励三个字删掉，直接写框架要求，并附上章节和实例。”
会议结束后，真正费工夫的重新整理才开始，三年来的接诊档案、试点材料和实验课记录搬进教研室，沿墙摞了好几排。
江明抱着第一批统计表找到念念。
“你真要按正式论文的格式做？这比项目总结麻烦多了。”
“核心质疑是缺乏科学依据，普通总结答不了这个问题。”
“病例的病种、处置、疗效和转诊结果都要重新分类，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和你一起做，方教授负责课程材料，师父核临床判断。”
陈正道在门外听见，立刻推门进来。
“你白天还要看诊，晚上不能一直熬。”
“那您替我看数据？”
“我看就我看，你少拿话激我。”
“我没有激您，我是认真分工。”
“你最好是。”
数据整理持续了两个星期，江明每天把新表送来，念念便拿着原始记录逐项核对，发现缺页就退回，发现分类不清也退回。
有天晚上，江明送来重新汇总的疗效数据，进门时连扣子都系错了一颗。
“这是最后一版，我核了三遍，真不能再有问题了。”
念念看完总表，又拿起上一版结果。
“这里为什么多了百分之零点三？”
“哪一项？”
“症状改善组，上一版和这一版的原始人数相同，比例却差了百分之零点三。”
江明把纸接过去，低头算了一遍。
“可能是取小数位的方法不同，不影响结论。”
“先找原因。”
“念念，百分之零点三，放在整份报告里连一句话都改变不了。”
“改变不了结论，不代表可以不知道它从哪儿来。”
江明已经连着多日没睡踏实，听见这句话，脸上有些挂不住。
“我说了核过三遍，你总不能因为这么点差数，就认定整份表都有问题。”
念念没有反驳，只把原始登记册推到他面前。
“我没说整份表有问题，可这一处必须对上。”
“今晚还要核？”
“你累了就先回去，我来找。”
江明站在桌边，手伸向自己的军帽，碰到帽檐后却没拿起来。
“算了，我做的表，不能留给你收尾。”
两人把改善组的记录重新排开，查到后半夜，终于在一张转录表里找到重复录入的病例编号。
江明盯着那个编号看了一会儿，抬手解开系错的扣子，又重新扣好。
“真是录入错了。”
“删掉重复项，再重算全部关联数据。”
“我刚才还觉得你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鸡蛋里没有骨头，数据里可能有错。”
江明被她说得没脾气，拿起笔重新计算。
“行，这次算我嘴硬，明天我把所有编号再交叉核一遍。”
“不是算你错，是我们的复核步骤少了一道。”
“你还替我留面子？”
“没有，步骤由我定的，我也有责任。”
材料完成那天，厚厚一摞纸装满了牛皮文件袋，正文、附件和原始索引加起来有八十多页，每一页都留有复核人的签名。
方教授从上午看到傍晚，最后摘下眼镜，用手按着封面，没有立即说话。
陈正道等得不耐烦。
“哪里还有问题，你直接说。”
“我见过很多学术回应，有人忙着证明自己没错，有人拿身份压住争议，也有人用更多术语把问题绕过去。”
江明紧张地问道：“咱们这份呢？”
方教授拍了拍那只沉甸甸的文件袋。
“这份材料承认该改的地方，拿原文澄清误解，也给了别人复查每一项数据的路。”
念念将最后一张签字页放进去。
“够了吗？”
“够不够，要由审查的人说。”
方教授亲手系紧封线，把材料交到念念手里。
“可在我看过的学术回应里，从来没有一份像它这样无懈可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