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十四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
二月都过了大半，小院里那棵老枣树还光秃秃地戳着，枝丫上没有一丝绿意。水生每日早起都要仰头瞅半晌，嘴里念叨“该发芽了该发芽了”，可那些鳞片紧裹的苞芽纹丝不动，像睡过了头。
林越倒不着急。
他如今已不大出门，书房的软榻挪到了窗边，白日里就靠在榻上，看水生扫院子，看麻雀落在空枝上蹦跳，看天色从灰白渐渐染成暮青。案头的书卷越堆越矮——他精神好的时候还能翻几页，多半时辰只是阖眼养神，听院墙外隐约的人声车马。
问事处那边，秦文远隔三日来一趟，把需要师父定夺的信函挑出来，一封封念，再一字字记下答复。赵青石来的时候总带着图纸，摊在榻边小几上，师徒俩对着那些线条、尺寸、标注，有时半晌不说一句话。
周柄来得最少。他如今已是仓房主事，年关前后最是忙碌，偶尔抽身过来，也只是在榻边坐一坐，把仓里新进的粮种、盐铁、布匹数目报一遍，像过去向林大人禀事那样。
林越听着，偶尔点头。那些数字他早已不必过问，他知道周柄也不是来等他示下的。
只是习惯了。
二月十九，惊蛰。
没有雷声，只有淅淅沥沥的冷雨，从清晨落到日暮。水生把院里的菊花盆一盆盆搬进廊下，忙得满头是汗。林越靠在榻上，膝头搭着那张旧羊皮褥子，望着窗玻璃上蜿蜒而下的水痕出神。
门被叩响时，水生正蹲在廊下擦最后一盆花泥。他应声跑去开门，门槛边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没撑伞，身上的靛蓝绸衫淋湿了大半，脚上的官靴沾满黄泥。
“敢问，此处可是林明远先生寓所？”
那人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咬字硬，尾音短促，像京腔。
水生愣了一下，回头朝屋里望。
林越的声音从书房传来，不高，却清晰：
“请客人进来避雨。”
那人进了屋，在门槛边脱下湿透的官靴，只穿布袜踩在青砖地上，郑重行了一礼。
“下官工部都水司主事陈懋，奉部堂命，特来拜谒林大人。”
他从怀中取出一封火漆密封的公函，双手呈上。
林越没有立刻接。
他看着那个自称陈懋的中年官员，看着对方肩头还在往下滴水的绸衫，看着那双被雨水泡得发白的布袜。
“陈主事，”他说，“京城的雨，不比北沧州小吧？”
陈懋抬起头，怔了怔。
他没有料到，这位闻名已久的林大人，开口第一句话问的不是公函内容，不是部堂委命，不是京城那桩天大工程——问的是雨。
“……回林大人，京城今年春旱，滴雨未下。”他的声音有些涩，“下官这一路行来，过了保定府才见雨。”
林越点了点头。
他把那封公函接过来，没有立刻拆，只是放在膝边。
“陈主事远道而来，先喝口热茶。”他对水生说，“让厨房下碗面，多搁些姜。”
陈懋想推辞，喉咙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热茶捧在手里，姜汤面的热气扑在脸上，他低头坐着，很久没有动。
公函的内容，林越其实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京城缺水。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元朝以来，大都城郭屡扩，人口日繁，通惠河岁久淤塞，每至春夏，漕运难通，井泉枯涩。前朝曾数次大修水利，引西山诸泉、疏玉泉河、浚通惠故道，费银百万，劳民无数，却总是修了淤、淤了修，治标难治本。
去年入夏后，京城旱情尤烈。宫苑井水减半，市民争汲，斗水值钱三十文。户部奏报里隐去了“民有渴死者”五字，却瞒不过有心人。
今年开春，皇帝下旨，命工部会勘京畿水利，重议通惠、玉泉诸河疏浚之策。
勘了两个月，争了两个月。
京官们分了两派：一派主张大修旧渠，清淤固堤，疏浚故道；一派主张另寻新源，引西南诸泉入京，一劳永逸。
吵到三月初，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不知是哪位阁老提了一句：
“北沧州林越，昔年治水利、修仓储、平粮价，皆有实效。其人虽退居林下，见识犹在。何不咨以策？”
皇帝准了。
于是都水司主事陈懋，带着部堂的公函，日夜兼程，冒雨赶赴北沧州。
林越听完陈懋的讲述，没有立刻说话。
他把那封公函拆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工部堂官的措辞很客气，称他“林大人”，请他为京畿水利“赐示方略”，末尾还附了一句“若蒙俯允，部堂将遣匠绘图，星夜呈览”。
客气得像对待一位致仕的老尚书。
林越把公函轻轻放在几上。
“陈主事，”他说，“你方才说，部里两派，各执一词？”
陈懋点头：“主张修旧渠的，以河道郎中周大人为首，说新辟水源耗资过巨，且西南诸泉距京百里，引水入城，谈何容易。主张引新源的，以都水员外郎刘大人为首，说旧渠淤塞已深，年年修年年淤，是徒耗国帑。”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
“两派在堂上争过三次，最后一次几乎动起手来。部堂大人压不住，这才……”
他没有说下去。
林越没有接话。
他靠在榻背上，望着窗外渐收的雨丝。檐水还在滴，断断续续，落在廊下的石板上，发出清脆而单调的声响。
良久，他问：
“京城缺水，缺的是哪个月的？哪几月最缺？哪几月有余？”
陈懋一怔。
他做过三年都水司主事，河渠册子背得滚瓜烂熟，可这个问题，从没有人问过他。
“……回大人，京城缺水，以二三月最甚，四五月次之。六月后雨泽渐多，通惠河可通漕运，井泉亦复涌。”
“通惠河岁修，何时动工？何时竣工？”
“往年皆以正月勘估，二月兴工，三月毕役。”陈懋答，“然近年河工银短缺，常有延至四月者。”
林越点了点头。
“四月才竣工，五月的漕船才能进京。”他的声音不高，像在自问，“可二三月缺的水，不是漕船运来的。”
陈懋怔怔地望着他。
他没有再说下去。
那晚，陈懋住在小院东厢的客房里。
水生铺好了被褥，又添了一盆炭火。陈懋却睡不着，披衣坐在窗边，望着院中那棵光秃秃的老枣树出神。
他想起白日里林大人问的那句话。
“京城缺水，缺的是哪个月的？”
他在都水司三年，阅过无数河工册子，背过无数漕运数字，却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京官们争的是“修旧渠”还是“引新源”，争的是百万帑银该花在何处，争的是谁的法子更“一劳永逸”。
没有人问，那水到底是哪个月缺的。
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一趟，来对了。
三日后，陈懋带着一封厚厚的回函启程返京。
林越没有写长篇大论。那封回函只有三页纸，没有一句引经据典，没有一个高深术语，甚至没有明确说该“修旧渠”还是“引新源”。
他写的是一道题。
京城二三月缺水。旧渠四月才能通漕，远水不解近渴。新源百里引水，三年未必成事，远水更不解近渴。
那么，能不能在城内找水？
元人在大都城建过五十余眼官井，如今大半淤塞废弃，无人问津。能不能淘浚旧井，先解燃眉？
城西高梁河、积水潭一带，地势低洼，昔年多泉眼。近三十年城建日繁，民居侵占水道，泉脉淤阻。能不能理清旧道，责令侵占者退让，恢复泉涌？
通惠河非不可修，但不必年年修整段。能不能勘明最易淤塞的七里、十三里两处，专工深浚，其余河段只作岁修？
这三件事，都不需百万帑银，不需三年五载，不需争“一劳永逸”。
春天不等人的。
陈懋把这封回函贴身收好，翻身上马，冲林越小院的方向郑重一揖。
马蹄声嘚嘚远去，消失在官道尽头的晨雾里。
水生站在院门口望了许久，回身时，见师父不知何时已扶着门框站在廊下。
“先生，外头风大……”他忙上前搀扶。
林越没有动。
他望着那条空荡荡的官道，望着道旁那些还没发芽的老槐树，望着灰白的天际线。
“水生，”他轻声道，“京城那些井，淘起来不容易。”
水生怔住。
“侵占井圈的民户，住了几十年，你让他搬，他肯搬吗？”林越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泉脉被屋基压着，你拆不拆？拆了，人家住哪儿？不拆，水出不来。”
他没有再说下去。
水生站在他身后，望着师父花白的鬓发和瘦削的背影，忽然觉得喉头哽得厉害。
他想起很多年前，师父刚退居二线那会儿，赵青石问他：师父这辈子帮了那么多人，建了城墙，修了粮仓，编了书，开了问事处，什么难事都解决了，还有啥放心不下的？
他答不上来。
此刻他忽然有点明白了。
师父放不下的，从来不是那些“已经解决了”的事。
是那些“明知很难、却还是该有人去做”的事。
四月里，京城传来消息。
工部采纳了林越的“三事策”：淘旧井、复泉脉、浚两段。皇帝御批八字：“先行易者，不候全功。”
都水司陈主事亲自督理淘井事。头一个月，在城西淘出十七眼废井，十二眼复涌，日出水可济两千余户。
那个曾经争得面红耳赤的河道郎中周大人，被派去督理通惠河两段浚工。他在七里河段蹲了一个月，亲手捞淤，回京后上了一道奏疏，说“旧法岁修全河，实为虚糜，宜改专浚要害”。
那道奏疏被户部驳了。
但都水司的河工册子里，从此多了一页附录，记着泰昌二十四年改行“要害专浚”的试验经过。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四月十六，小院那棵老枣树终于发芽了。
水生站在树下仰头数，数了三遍也没数清有多少新叶。他跑进书房，兴冲冲地说：“先生先生，枣树发芽了！”
林越靠在榻上，望着窗外那一片嫩嫩的、黄绿参半的新叶。
“嗯，”他说，“看见了。”
他看的是枣树。
可水生觉得，师父的目光穿过了枣树，穿过了院墙，穿过了官道尽头那片灰白的天际线，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地方他没有去过，也不打算问。
他只是把师父膝头滑落的羊皮褥子往上拉了拉，转身去续茶了。
窗外，春日的阳光落在老枣树的新叶上，亮晶晶的，像刚淘出的井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