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时，柏林夏洛滕堡区，一处幽静的联排别墅。
这栋别墅与周围的建筑没什么不同——三层楼，灰泥墙面，铁艺阳台，门前种着两棵修剪整齐的椴树。
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二楼的窗帘始终紧闭，门前的石子路上有新鲜的轮胎痕迹，而且这户人家已经连续三天没有拉开过窗帘了。
里特华斯站在街角的电话亭里，透过玻璃观察着那栋别墅。
他的搭档汉特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张刚刚从内卫部送来的搜查令——准确地说，是一份名单和地址。
名单上只有一个名字：弗里茨·贝伦斯，柏林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由派知识分子，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但经常在各种渠道发表批评新政权的文章。
地址下方用红笔标注了一行小字：“据可靠情报，游行开枪嫌疑人‘眼镜’藏匿于此。”
“就是这儿？”
汉特低声问，声音里带着一丝紧张。
这是他们第一次执行抓捕“知识分子”的任务——之前的任务大多是针对前资本家、旧军官，或者那些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分子。
里特华斯没有回答。
他只是放下电话，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在午后的阳光下袅袅升起，很快消散在空气中。
“汉特，”他突然开口，“你知道‘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什么吗？”
汉特愣了一下：“就是……那些爱写文章骂我们的人？”
“对。”
里特华斯说，“但他们比资本家更麻烦。”
“资本家更多要的是钱，给了钱他们也许就闭嘴了。”
“但知识分子更多要的是‘道理’，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也要钱——但他们觉得自己的道理比你的枪更厉害。”
他弹掉烟灰：
“问题是，他们那套道理，在课堂上讲给大学生听，没太大问题，因为学生大部分都受够了他们那套理论。”
“但用在窝藏开枪打我们同志的时候，就是另一回事了。”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走。”
……
下午三时十分，别墅门前。
门铃响了很久，才有一个中年女佣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条门缝。
“你们……你们找谁？”
里特华斯出示证件：“内卫部，弗里茨·贝伦斯教授住在这里吗？”
女佣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教授……教授不在家……”
里特华斯没有回答。
他只是伸手，轻轻推开了门。
门后是一条铺着深红色地毯的走廊，墙上挂着几幅油画，空气中弥漫着书本和雪茄的气味。
走廊尽头，一扇紧闭的门后隐约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汉特。”
汉特立刻会意，带着两个内卫战士冲向那扇门。
砰！
门被撞开的瞬间，汉特看到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正手忙脚乱地试图打开后窗。
他身后还站着另一个人——年轻一些，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普通市民的衣服，但左手食指上有一道新鲜的擦伤。
那是开枪后，枪栓后坐留下的痕迹。
“不许动！内卫部！”
年轻男人猛地转身，手伸向腰间——
汉特的动作比他更快。
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抓住那只手，用力一拧。
年轻男人惨叫一声，被按倒在地。
一把小型手枪从他腰间滑落，掉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找到了！”
汉特喊道。
里特华斯不紧不慢地走进房间。
他扫了一眼被按在地上的年轻男人——三十出头，面容清瘦，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起来像个银行职员或大学助教。
但他的左手食指上那道新鲜的擦伤，说明了一切。
“就是你？”
里特华斯蹲下身，盯着他的眼睛，“上午在威廉大街，朝我们的同志开枪？”
年轻男人的嘴唇在颤抖，但没有说话。
这时，那个试图逃跑的中年男人——弗里茨·贝伦斯教授——被另外两个内卫战士押了回来。
他的头发散乱，西装被扯得皱巴巴，脸上还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愤怒。
“你们……你们这是私闯民宅！”
他喊道，“我有言论自由！我有不受侵犯的权利！”
里特华斯站起身，转向他。
“贝伦斯教授？”
“是我！”
贝伦斯挺直腰板，努力维持着尊严，“我是柏林大学哲学系教授，我写过十二本书，我在海德堡、莱比锡、甚至牛津都讲过学！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里特华斯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问：“你窝藏的人，今天上午朝我的人开了枪。”
贝伦斯的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只是我的学生，来找我讨论学术问题——”
“讨论学术问题，”里特华斯打断他，“需要带着手枪？”
贝伦斯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贝伦斯教授，”里特华斯的声音很平静，“你读过我们的《五一一通知》吗？知道窝藏反革命分子是什么罪吗？”
“你们的《五一通知》！”
贝伦斯突然激动起来，“你们那些东西根本就是非法文件！没有经过议会审议，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靠你们几个人拍脑袋决定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
“我反对的是你们的暴力！你们的方式！”
“你们不人道！你们在破坏民主宪政！”
“真正的问题应该通过对话解决，通过辩论解决，通过理性和协商解决！而不是靠抓人、打人、杀人！”
他挥舞着双手，像是在课堂上对学生演讲：
“德国有几千年的法治传统！有康德，有黑格尔，有歌德！”
“你们这些人，凭什么用暴力摧毁这一切？！”
房间里安静下来。
四个内卫战士看着里特华斯，等待他的命令。
汉特有些紧张。
他见过里特华斯对付资本家的手段——简单粗暴，从不废话。
但这是大学教授，是“知识分子”，和那些资本家不一样。
处理不好，可能会惹来更多的麻烦。
里特华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看着贝伦斯，看着那张因为愤怒和恐惧而扭曲的脸，听着那些关于“理性”“对话”“法治传统”的词句。
然后，他动了。
不是拔枪。
不是下命令。
是一拳。
一记干净利落的左勾拳，精准地砸在贝伦斯的下巴上。
砰！
贝伦斯的身体像一袋土豆一样瘫倒在地。
他的眼镜飞出去，撞在墙上，碎了。
他的嘴唇破了，血从嘴角流出来，滴在深红色的地毯上，和地毯的颜色混在一起，几乎分辨不出。
房间里彻底安静了。
那个被按在地上的年轻男人抬起头，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四个内卫战士也愣住了——他们见过里特华斯打人，但从没见过他打知识分子，打教授。
里特华斯甩了甩手，活动了一下指关节。
然后他蹲下身，看着趴在地上呻吟的贝伦斯。
“贝伦斯教授，”他的声音依然平静，“你刚才说，应该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他顿了顿：
“我这不是在和你对话吗？”
贝伦斯抬起头，眼神里混合着痛苦、恐惧、还有难以置信的屈辱。
他的嘴张了张，想说什么，但只发出一声含糊的呻吟。
“你窝藏的人，今天上午朝我们的同志开了枪。”
里特华斯继续说，“你的人，你的学生，你的‘讨论学术问题’的朋友。”
“如果那颗子弹打中了，我的人现在就在太平间里躺着。”
“你问我为什么不和你们‘对话’？”
他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波动——不是愤怒，是一种近乎冷漠的嘲讽：
“因为你们从来不想对话，你们想的是让我们消失，用子弹，用舆论，用‘民主宪政’那套东西。”
“等我们都消失了，你们再坐下来，和自己‘对话’，讨论一下怎么分赃。”
他站起身，对汉特点了点头。
汉特立刻反应过来，从腰间掏出手铐，先铐住了那个年轻男人，然后走到贝伦斯面前，把他也铐了起来。
“带走。”
里特华斯说。
两个内卫战士架起贝伦斯，拖向门口。
他的脚在地板上拖着，留下一道淡淡的血迹。
那个年轻男人也被押了出来，低着头，一言不发。
走到门口时，里特华斯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这间书房。
满墙的书架，堆满书籍的书桌，窗台上摆放的一盆君子兰，墙上挂着的一幅康德肖像。一切都那么整洁，那么优雅，那么“文明”。
他想起贝伦斯刚才说的那些话——康德，黑格尔，歌德，民主宪政，法治传统。
然后他想起早餐奶计划，想起那些每天能喝到一杯牛奶的孩子，想起工厂里第一次拿到平等工资的工人，想起分到土地的农民脸上那种从未见过的笑容。
“汉特。”
他说。
“在。”
“记一下，这间房子暂时查封。”
“所有的书、文件、信件，全部带回内卫部审查。”
“是。”
他转身走出门。
门外，午后的阳光依然明媚。
街上偶尔有行人经过，看到内卫部的制服和两个戴着手铐的人，立刻加快脚步离开。
里特华斯走到车旁，拉开车门。
上车前，他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栋别墅。
二楼的窗帘已经被拉开，一个女佣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这边。
他们的目光只相遇了一秒，女佣就消失了。
里特华斯上了车。
“去拘留中心。”
他说。
……
同一时间，下午三时三十分，柏林共和国宫，新闻发布厅。
这个房间原本是帝国时期的宴会厅，高大的拱窗，精美的石膏雕花，如今被改造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新闻发布厅。
主席台上摆着一排话筒，台下的座椅上坐着二十多位记者——有德国的，也有外国的。
瓦尔特·兴登站在主席台侧面的阴影里，观察着这些记者的表情。
他看到了《纽约时报》的约翰·哈里森，正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什么；看到了《泰晤士报》的埃德温·卡特，正用铅笔敲击着桌面；看到了《费加罗报》的玛丽·杜布瓦，正和旁边的瑞典记者低声交谈。
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两个字：
兴奋。
三个小时前，他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函——不是新闻发布会，是“现场观察”。
邀请函上写着：
“德意志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宣传人民委员会，诚挚邀请您于5月23日上午九时，前往威廉大街指定观察点，现场观察一次‘依法维护公共秩序行动’。”
“行动结束后，宣传人民委员瓦尔特·兴登同志将在共和国宫新闻发布厅接受提问。”
没有解释什么“行动”，没有说明会发生什么。只是“现场观察”。
现在，他们观察完了。
他们看到了游行，看到了对峙，看到了那声枪响，看到了内卫部队的三次警告——通过扩音器，清晰地、公开地、一遍又一遍地发出警告。
他们看到了内卫部队在遭到枪击后，依然保持了三十秒的克制——那三十秒，足够让任何人看清，谁在制造暴力，谁在维护秩序。
然后，他们看到了清场。
不是屠杀，不是扫射，是军棍。
是精准的、有克制的、甚至是“仁慈”的武力——把人打倒在地，但不打死；把人抓起来，但不枪毙。
这和他们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们预想的是血腥镇压，是尸横遍野，是“布尔什维克暴政”的又一次证明。
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过程——混乱是由游行队伍里的枪声引发的，而不是由内卫部队引起的；清场是在警告无效后才开始的；武力是有节制的，甚至可以说是“人性化”的。
现在，他们坐在新闻发布厅里，等待着官方的说法。
但他们更想知道的，是自己该怎么写这篇报道。
瓦尔特·兴登看了看墙上的钟。
三点三十分整。
他走上主席台。
记者们立刻安静下来。
“各位记者朋友，”兴登推了推眼镜，声音平稳，“欢迎来到共和国宫。”
“今天上午，大家亲眼目睹了一次‘依法维护公共秩序行动’，现在，我可以回答大家的提问。”
《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第一个举手。
“兴登先生，我想确认一下：内卫部队在开枪前，确实发出了三次警告吗？”
“是的。”
兴登说，“第一次警告在九时二十分，第二次在九时二十五分，第三次在九时二十八分。”
“我们有现场录音，可以提供给各位。”
在前段时间，相关的科学研发部门在攻关无线电技术的时候，顺带着攻克了电气麦克风技术
“那声枪响是谁开的？”
“目前还在调查中，但我们抓获了一名嫌疑人，正在审讯。”
《泰晤士报》的卡特举手：“内卫部队使用的是军棍，而不是枪。”
“这是事先计划好的，还是临时决定的？”
“是计划好的。”
兴登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的原则是：最小武力原则。”
“能用棍解决的，不用枪；能打倒在地的，不打死；能抓起来的，不杀。”
“我们不是要消灭这些人，是要让他们停止违法行为。”
《费加罗报》的杜布瓦举手：“兴登先生，今天上午的行动，和你们之前宣布的‘镇反运动’有什么关系？”
兴登沉默了一秒。
然后他说：
“镇反运动不是针对所有反对者，而是针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那些使用暴力、企图颠覆政权、杀害革命领袖的人。”
“今天上午，游行队伍里有人开了枪，那个人，就是反革命分子。”
“其他人——那些跟着喊口号、举标语的人——只要没有参与暴力，就不会被当作反革命处理。”
他顿了顿：
“各位今天亲眼看到了：我们抓了人，但用的是棍，不是枪；我们清场，但没有滥杀，这就是我们和旧政权的区别。”
记者们快速记录着。
哈里森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已经在脑子里构思标题了：
《柏林骚乱：红色政权展现克制》
《独家观察：三次警告后清场，军棍而非子弹》
这现在很多国外写的那些报道完全相反，也和他先前来到柏林之前写的东西相反。
之前他写的是“柏林陷入红色恐怖”“卢森堡政权血腥镇压反对派”。
但那都是根据二手消息写的，没有亲眼看过。
现在他亲眼看了。
而且，如果他把这篇报道发出去，肯定会引起巨大的争议——有人会说他是“赤色分子”，有人会说他是“被收买的”。
但也正因如此，这篇报道会引起更大的关注。
卡特的想法类似。
他在脑子里构思的角度是：
《德共的“柔性镇压”：一种新型统治技术？》
这比简单的谴责更有深度，也更能吸引读者。
杜布瓦则更关心细节。
她已经决定，要申请采访被抓的人，采访内卫部队的指挥官，采访那个开枪的嫌疑人。
如果都能采访到，这将是今年最大的新闻。
兴登看着记者们脸上那种复杂的表情——兴奋，犹豫，算计，还有一丝隐约的敬畏。
他知道，今天的安排达到了目的。
不是为了让这些人“喜欢”新德国，而是为了让他们的报道变得复杂起来，变得不那么黑白分明。
一旦报道变得复杂，舆论就会分化。
一旦舆论分化，封锁就会松动。
一旦封锁松动，新德国就有了更多的空间。
“各位记者朋友，”他最后说，“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单独约时间，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记者们站起身，涌向门口。
兴登站在原地，目送他们离开。
然后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威廉大街。
街道已经清扫干净，血迹被冲走，散落的标语牌被收走，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只有路边残留的几个烟头，证明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他想起林昨天晚上对他说的话：
“兴登同志，明天的行动，会让很多人重新认识我们。”
“我们要让记者们亲眼看到，我们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红色恶魔’。”
“我们是人，是会克制的，是讲道理的，但同时——”
林顿了顿：
“我们也是会用武力的。”
“如果有人朝我们开枪，我们会还手。”
“如果有人想推翻我们，我们会镇压。”
“这两件事，要让他们同时看到。”
兴登现在明白了。
今天上午，记者们同时看到了。
三次警告，是“克制”。
军棍清场，是“有力”。
开枪后立即抓捕，是“效率”。
这就是林要的效果。
他转身离开窗边。
桌上，秘书已经放好了几份刚收到的电报——来自汉堡、莱比锡、埃森、开姆尼茨的党委，汇报今天上午各地对镇反运动的反应。
有些地方平静，有些地方有零星抗议，但都被妥善处理。
他拿起最上面的一份，是汉堡台尔曼发来的：
“柏林消息已收到，汉堡一切正常。”
“工人组织纷纷表示支持镇反，部分小业主有怨言，但未转化为行动，继续观察。——台尔曼”
兴登在这份电报上画了个圈。
然后他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
“5.23行动总结：”
“1. 游行规模超预期，但有组织痕迹，需追查背后势力。”
“2. 开枪者已抓获，审讯中。”
“3. 内卫部队表现良好，克制约束。”
“4. 外国记者反应符合预期，明日见报后观察效果。”
他放下笔，看着窗外。
太阳开始西斜，将威廉大街染成一片金黄。远处，勃兰登堡门顶的三面红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
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但斗争还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