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初三（1946年3月6日）。哈尔滨。
火车喷吐着浓烟，缓缓驶入哈尔滨站。蒸汽弥漫，笼罩着灰扑扑的站台和攒动的人头。车厢门打开，穿着各色棉衣、提着大包小裹的旅客涌了出来，汇入站台的喧嚣。
顾婉茹——现在对外使用的是化名“沈梅”——抱着裹在厚实襁褓里的念安，随着人流，有些艰难地走下火车踏板。她穿着一件半旧的藏蓝色列宁装，外面罩着件灰布棉大衣，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脸上带着长途旅行后的疲惫，但眼神依然清澈坚定。
孩子在她怀里睡得正熟，小脸被棉布遮住大半，只露出紧闭的眼睛和微翘的鼻尖。念安已经快半岁了，比刚出生时结实了不少，这一路上虽然颠簸，但还算乖巧，没怎么闹。
同行的还有两位女同志，都是分配到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的干部，一路上互相照应。其中一个叫小刘的年轻姑娘，帮着顾婉茹提了一个装着衣物和日用品的旧藤箱。
“沈梅同志，这边走！接我们的同志应该在外面！”小刘指着出站口的方向喊道。
顾婉茹点点头，紧了紧抱着孩子的手臂，跟着人流向外走去。她的心跳，随着脚步的移动，不由自主地加快。
哈尔滨。她回来了。
空气是熟悉的清冷，带着松花江畔特有的、混合着煤烟和冰雪初融的气息。站前广场上，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马车、人力车穿梭其间，穿着臃肿冬装的人们行色匆匆。远处，圣索菲亚教堂那标志性的洋葱头穹顶，在早春略显苍白的阳光下，沉默地矗立着。
一切都那么熟悉，却又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陌生。这座城市，曾经是她和周瑾瑜 共同生活、战斗的地方。这里的街道，他们一起走过；这里的市场，他们一起逛过；那栋位于道里区的小楼，是他们短暂却温暖的家。
如今，她回来了，带着他们的孩子。而他，却不知所踪，生死不明。
在晋察冀根据地等待北调通知的那段日子，她曾无数次幻想过，如果有一天能回到哈尔滨，会不会在某个街角，突然遇见他？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知道他平安就好。组织上也曾帮她多方打听，但得到的回复总是“暂无确切消息”、“可能已牺牲”、“或转移至其他地区”。希望如同风中的烛火，明明灭灭，却始终不肯彻底熄灭。
“沈梅同志？是沈梅同志吗？”一个穿着灰色棉军装、戴着八路军帽、约莫三十出头的男同志，举着一块写着“接东北局城工部同志”的木牌，在出站口附近张望着。
“是我们！”小刘连忙挥手。
接站的同志姓王，是东北局城工部派来的干事。他热情地帮她们拿行李，引着她们上了一辆停在广场边的带篷马车。
马车在还有些冰碴的石子路上颠簸前行。王干事坐在车辕旁，回头介绍着情况：“几位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部里暂时安排在道里区原日本侨民的一处宿舍楼，条件比较简陋，但还算干净，离工作地点也近。沈梅同志，听说你带着孩子，部里特别照顾，给你安排了一个单间，就是小点。”
“谢谢组织关心，有个地方住就行。”顾婉茹连忙说。
“工作方面，”王干事继续说，“现在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接收和整理敌伪留下的档案。特别是原警察厅、特务机关、宪兵队那些地方，档案堆积如山，乱七八糟，还有很多被故意销毁或隐藏的。咱们人手不够，尤其缺懂日文、细心、可靠的同志。沈梅同志，你的档案我看过，你在北平上过学，懂日文，又在根据地做过文书和群众工作，部长点名让你先参与档案整理组的工作，你看怎么样？”
顾婉茹心里一动。整理敌伪档案……这工作听起来枯燥，却至关重要。那些纸张里，可能记录着敌人的罪行、潜伏的网络、甚至……一些人的下落。她立刻点头：“我服从组织分配，一定尽力做好。”
“好！那就这么定了。今天你们先安顿下来，休息一下，明天我带你们去工作地点熟悉情况。”王干事说道。
马车穿过中央大街。街道两旁的欧式建筑依旧，但很多店铺换了招牌，挂着“国营”、“合作社”的牌子，也有一些私人商铺开着门。行人中，既有穿着军装的干部战士，也有普通市民，还有一些表情茫然的原日侨或白俄。街角有宣传队在贴标语、演活报剧，内容多是“清算敌伪”、“恢复生产”、“建设新东北”之类。城市刚刚从日伪十四年统治下解放出来，百废待兴，新旧交替的气息扑面而来。
顾婉茹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许多记忆的片段不受控制地涌现。她和“赵世安”曾在这条街上散步，在那家咖啡馆（现在好像变成了国营食品店）喝过咖啡，在那个路口等待过交通信号……她甚至下意识地寻找着那栋小楼的方向。
“王干事，”她忍不住开口，声音尽量平静，“咱们城工部，或者别的部门，有没有一个……查询失踪人员下落的渠道？我是说，一些在抗战期间，可能在东北地区失去联系的同志？”
王干事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语气变得温和但谨慎：“沈梅同志，你是想打听……”
“是我的爱人。”顾婉茹坦然道，抱紧了怀里的孩子，“他也是在东北做地下工作的，四四年秋天以后就失去了联系。组织上之前帮忙查过，没有确切消息。我想着，既然回来了，能不能再……”
王干事沉默了片刻，叹了口气：“沈梅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咱们很多同志，都有亲人、战友失散在战争里。部里和相关部门，确实有协助查询的职能，但……你也知道，东北情况复杂，日伪统治时间长，档案不全，很多同志用的是化名，牺牲了也可能找不到记录。而且现在刚解放，千头万绪，查起来需要时间，也不一定有结果。”
“我明白。”顾婉茹点点头，眼神黯淡了一下，但很快又亮起来，“没关系，我就是问问。有渠道就好，我可以等。另外……如果方便的话，在整理档案的时候，我能不能也留意一下相关的信息？比如一些人员名单、联络记录什么的？”
王干事看了她一眼，眼神里带着同情和理解：“原则上，档案整理有纪律，不能随意翻阅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内容。不过……你爱人也是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如果涉及到敌伪特务机关的人员档案或行动记录，你留意一下，发现线索及时报告，这倒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只是，沈梅同志，你要有心理准备，希望可能很渺茫，而且……有些记录，看了可能更难受。”
“我明白。”顾婉茹再次点头，声音很轻，却异常坚定，“无论如何，我想试试。”
马车在一栋三层高的红砖楼前停下。这里以前似乎是日本中层职员的公寓楼，现在被征用作为干部宿舍。楼道里有些昏暗，墙壁上还残留着日文标识被涂抹的痕迹。
王干事帮她们把行李搬到二楼。顾婉茹分到的单间确实很小，只有十平米左右，一张木板床，一张旧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铁皮炉子，还有一个简陋的洗脸架。窗户朝北，光线不太好，但玻璃擦得还算干净。
“炉子可以生火取暖，煤在楼下统一领。厕所在楼道尽头，公用的。吃饭在楼后的大食堂，凭饭票。”王干事简单交代了一下，“沈梅同志，你带孩子，可以申请一些生活补助，具体找后勤科。孩子要是需要找保姆或者送托儿所，也可以提，不过现在条件有限，不一定能马上解决。”
“谢谢王干事，我自己能行。”顾婉茹将还在熟睡的念安轻轻放在铺好的床上，转身道谢。
安顿下来后，同来的小刘她们也各自回了房间。顾婉茹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将几件换洗衣服叠好放进床头一个旧皮箱里，把组织上发的搪瓷缸、毛巾、肥皂摆好。然后，她坐在床边，看着儿子恬静的睡颜，又环顾这间陌生而简陋的小屋。
这里就是她和孩子的新起点了。工作，生活，还有那渺茫却不肯放弃的寻找。
她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寒冷的空气涌进来，带着外面街道上隐约传来的市声。远处，能看到圣索菲亚教堂的尖顶，更远处，是灰蒙蒙的天空。
瑾瑜，你到底在哪里？如果你还活着，如果你也在东北，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重逢？哪怕只是擦肩而过……
她不知道，就在她望着窗外发呆的时候，一列从南方驶来的火车，正呼啸着穿过松辽平原，向着哈尔滨站不断逼近。车上，一个化名“周明轩”的男人，也正望着窗外飞逝的、逐渐熟悉的北国景色，心中翻涌着复杂的情绪。
命运的轨迹，在早春寒冷的哈尔滨上空，越来越近，却依然隔着无法逾越的迷雾和职责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