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玉山石砑石，被何雨柱用一块干净的软绒布包好，放在了9号院一楼那个尚未完全成形的操作室中央工作台上。
它像一枚沉默的界碑，标记着一个念想的开端。
接下来的几天，何雨柱的生活表面依旧。
上班，下班，陪核桃，照顾艺菲。
但在所有平静的间隙，一种新的、紧绷的注意力，像蛛网般悄然张开。
他开始用一种近乎“考古”的眼光，重新审视他早已熟悉的城市角落，以及那些因工作关系接触到的、沉默的人群。
在单位资料室，他不再仅仅查阅与手头建筑项目直接相关的结构图或地方志。
他开始系统地调阅那些积满灰尘、编号冷僻的卷宗：
民国时期的手工业调查报告、解放初期对“特种工艺”行业的摸底材料、甚至是一些内部印刷的《工艺美术通讯》。
他看得极慢，用笔记本抄录下那些濒临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技艺名称，以及偶尔出现的、可能还在世的老师傅姓氏或外号：
“葡萄常”（料器）、“刻刀张”、“砖雕卫”、“地毯刘”……一个个代号背后，都是一段即将被遗忘的传奇。
他发现，自己“特约研究员”的身份是一层极佳的保护色。
当他向资料室管理员索要这些冷门资料时，他只是推了推眼镜，嘀咕一句“何研究员最近研究范围挺广”，便不再多问。
学术好奇，在这个位置上，是理所当然的。
家庭是最先感知到微妙变化的地方。
一天晚饭后，何雨柱没有立刻回9号院，而是在7号院堂屋多坐了一会儿，看似随意地问正用砂纸打磨一个小木盒的何其正：
“爸，您听说过‘葡萄常’吗？就是做料器葡萄的那家。”
何其正手里的动作没停，砂纸擦过木头的声响均匀而稳定。
他想了想，说：“听说过。早年间，天桥一带挺有名。玻璃做的葡萄，以假乱真。”
他抬头看了儿子一眼，“怎么问起这个？”
“工作上碰着点老资料，顺带问问。”
何雨柱语气平常，拿起父亲磨好的小木盒看了看。
盒子不大，榫卯严丝合缝，打磨得光滑温润，是给核桃装小玩意儿的。
“这手艺，现在怕是没人能从头到尾做出来了。”
“料器？那东西费眼睛，费手艺，还费料。”
何其正接过盒子，吹了吹表面的木粉。
“现在讲增产节约，讲实用。那种看个鲜亮的东西……”
他摇了摇头，没说完，但意思到了。
何雨柱心里沉了沉。父亲的话朴素，却点中了要害：审美让位于实用，精致屈从于产量。
那些依赖慢工细活、难以用机器复制的极致手工，正失去生存的土壤。
周末，钱维钧照例过来。
饭后，何雨柱没急着和他下棋或闲聊，而是把他引到了9号院一楼。
房间还空荡，只有中央一张大工作台，靠墙几个空书架，以及窗下何雨柱自己打的一个工具柜。
空气里有新木材和淡淡的防蛀药粉气味。
钱维钧有些好奇地打量着：“哥，你这是要弄个车间？”
“算是个能安静干活的地方。”
何雨柱没直接回答，他走到工作台前，摊开一本自己装订的册子，里面是他这几天整理的部分笔记，字迹工整，还画了些简单的工具示意图。
“维钧，你是学机械的，对材料特性敏感。帮我看看这个。”
他翻到一页，上面记录着“料器”工艺的零星信息：
主要原料是各色玻璃棒，关键工具是“灯工”（一种可调节火焰的煤气喷灯），成型全靠一把镊子趁热拉、捻、塑。
钱维钧凑近仔细看，眉头微微蹙起，这是他一贯的认真表情。
“玻璃棒……加热到可塑态，快速手工成型。这完全依赖操作者的经验、手感和对温度的把控。”
他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闪着光：“这很难量化，更难以用机器完全替代。尤其是这种‘徒手塑形’，相当于把车钳铣刨的精密加工，全浓缩在手指和一把镊子上了。温度稍纵即逝，动作毫厘之差，成品可能就废了。”
何雨柱点点头，指着他笔记上关于“葡萄常”的记载：
“据说最绝的是那层‘霜’感，是在特定温度下，用嘴吹气或其他秘法让表面产生微结晶。这其中的‘度’，恐怕只存在于老师傅的手眼之间。”
钱维钧沉默片刻，说：“柱子哥，你记录这个，是觉得……它可能会失传？”
“不是可能。”何雨柱合上册子，目光投向窗外光秃秃的海棠树枝。
“是正在发生。”他把蒋师傅作坊的事，简单提了几句。
“有些手艺，就像沙子垒的塔，潮水还没真正扑上来，风一吹，自己就散了。我想做的，就是在这塔散之前，尽量把它各部分的形状、堆叠的方法，记录下来。哪怕将来沙子被冲走了，至少还有人知道，塔曾经是什么样子。”
钱维钧看着何雨柱，似乎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这位沉稳的兄长身上，某种超越日常的沉重关切。
他不太懂文化传承的大义，但他理解“保存数据”、“记录流程”的重要性。
“我明白。”他郑重地说：“如果需要，我可以用我的方式帮忙。比如，如果能看到实物或工具，我可以尝试绘制更精确的三视图和结构分解图，这比文字描述更直观。”
何雨柱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
行动的第一步，必须迈出去。
何雨柱选择了相对不那么敏感，但在他看来同样岌岌可危的领域：木版年画。
这技艺扎根民间，与“封建迷信”的界限模糊，处境可能更微妙。
他从资料中找到一个线索：京南不远，有个以年画闻名的小镇，镇上曾有“画版李”一家，以刻工精细、套色准确着称。资料是五十年代初的，只含糊提了一句“李氏后人或仍从事此业”。
一个周日的清晨，何雨柱跟家里说要去郊区看一个可能的旧建材仓库。
他带上帆布包，刘艺菲帮他整理衣领时，手指不经意地在他手背上停留了一瞬，眼神里有关切，也有无声的支持。
他开着那辆白色福特F100出城。
越往南，道路越颠簸，两旁的景色也由规整的城郊变得荒疏。
按照模糊的地址打听，过程并不顺利。年轻些的村民一脸茫然：
“年画？早些年还有，现在谁还贴那个？”
年纪大的，听到他打听“画版李”，眼神里会闪过一丝警惕或怀念，然后摇摇头：“李家？不知道，可能搬走了吧。”
直到午后，他在镇子边缘碰见一个坐在旧磨盘上晒太阳的豁牙老汉。
听到“画版李”，老汉浑浊的眼睛眯了眯，打量着何雨柱和他的车。
“你找李家做啥？”老汉口音很重。
“我是文化局的，搞民间艺术调查。”
何雨柱出示了工作证，语气尽量平和：“想了解了解老手艺。”
老汉盯着工作证看了半晌，又看看何雨柱不像歹人，才慢吞吞吐出一句：“李老爷子，前年冬天，走啦。”
何雨柱心里一凉。
“那……他家还有人做这个吗？或者，那些老画版……”
“儿子？”老汉嗤笑一声，露出稀疏的牙床：“早跑城里当工人去啦！那些木头板子？”
他顿了顿，压低了声音，“老爷子临走到处藏，怕烧怕毁的……后来，听说让儿媳妇当劈柴烧了不少，剩下的……”
他含糊地朝镇子更深处、靠近河滩的方向指了指，“可能还在那老房子里吧？锁着，没人住，快塌了。”
顺着老汉指的方向，何雨柱找到河边一座低矮破败的土坯房。
木门歪斜，挂着一把生锈的铁锁。
从窗棂破损处望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堆满杂物，尘土厚积。
他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在堆满碎砖烂瓦的后墙根，发现了几块边缘被熏黑、沾满泥污的碎木片。
他捡起一块稍大的，就着天光辨认。
木质坚硬，是梨木或枣木，上面有深深的、雕刻过的凹槽痕迹，虽然磨损严重，但还能看出是传统祥云纹饰的一角。
这就是“画版李”留在世上最后的痕迹吗？几块即将彻底朽烂的碎版。
何雨柱站在荒草丛生的河滩边，看着手中肮脏的木片，又看看那摇摇欲坠的破屋。
初春的风吹过河面，带来潮湿的腥气。
他忽然想起蒋师傅空荡的案板，想起父亲那句“费眼睛，费手艺，费料”。
他轻轻放下木片，从帆布包里拿出相机。
他没有拍那破屋，也没有拍木片。
他后退几步，调整焦距，将破屋、河滩、远处荒芜的田野，以及手中刚刚放下的、作为比例参照的笔记本，一起收进取景框。
阳光惨白，画面凄凉而真实。
他按下快门。
咔嚓。
回城的路上，车厢里弥漫着尘土和失望的味道。
第一次主动寻访，似乎以失败告终。
他没能见到传人，没能记录工艺流程，只带回几块腐朽的碎版和一个沉重的印证：消亡的速度，远比他想象的更快，更彻底，更无声无息。
然而，当他深夜在9号院操作台灯光下，用毛刷小心清理那几块碎版，试图在笔记本上描摹那模糊的纹样时，另一种感觉慢慢浮现。
这仅仅是第一根探针，触碰到了一片巨大冰山的边缘。
冰冷，坚硬，但它的存在本身，已经指明了方向。
他将那几块洗净的碎版残片，用软纸包好，贴上标签，放进一个新找来的小樟木箱里。
箱子里还只有寥寥几件东西：蒋师傅给的砑石，几张从旧书摊淘来的、品相很差的老年画残页。
工作台上方，他贴了一张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旧地图。
今天寻访的小镇，被他用红铅笔，轻轻圈了一个小圈。
地图上还是一片空白，等待着更多的标记。
窗外，夜色如墨，但何雨柱知道，他已经无法回头。
这场与时间赛跑的、寂静的抢救，从他按下第一次快门、捡起第一块碎版时，就已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