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恩离开的第二天，清晨，白宫的紧急令便如惊雷般传遍全美：全国所有银行一律休假四天，冻结所有黄金兑换与跨境转账。
纽约黑水总部的会议室里，伊登、贾斯伯与赫伯特正坐在长桌前，桌面上摊着欧美各地工厂的生产报表，密密麻麻的数字在灯光下泛着暗沉的光。窗外是曼哈顿灰蒙蒙的天际线，远处有几只海鸥掠过，叫声被双层玻璃隔绝在外。
赫伯特最先反应过来。他推了推眼镜，指尖在文件上划过，语气平稳得像在念一份普通的季度报告：“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就说过，他会拿金融开刀。华尔街这群人靠着囤积黄金、投机吸血，把实业逼到了绝路。新政要救经济，必然要先断他们的命脉。”
他顿了顿，把报表翻过一页，目光扫过上面的数字。“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危机，是机遇。”
赫伯特的履历在座的人都清楚：常春藤同窗，毕业后一头扎进黑水，从基层精算师做起，熬过无数个通宵，算过数不清的账目，一步步走到首席cEo的位置。他说话的节奏很慢，但每一句都落在实处，从来不空谈。
伊登坐在长桌正中，手里握着钢笔，笔尖悬在记事本上方，没有落下。他听完赫伯特的话，沉默了几秒，然后把笔轻轻搁在桌上。
“赫伯特说得对。”他的声音不大，但会议室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父亲一生深耕实业，从不涉足金融投机。不是他不会，是他清楚，实业才是国家的根，也是黑水的根。现在罗斯福总统要扶持实业、打压投机，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主动配合。”
贾斯伯靠在椅背上，右手食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发出细密的笃笃声。他的目光从赫伯特身上移到伊登身上，又从伊登身上移到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际线上。
“华尔街那帮大佬，骄纵惯了，不会乖乖妥协。”他说，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但他们也没别的路走。要么转移资产流亡海外，要么被新政清算。我们要做的，就是趁这个机会，把那些他们抛售的实业资产收进来，同时对接新政部门，争取政策扶持，扩大我们的版图。”
三人当即敲定分工。
伊登坐镇总部，统筹全局。他要盯着黑水在欧美各地的工厂、矿山、农场，确保生产有序运转，同时牵头对接新政相关部门，争取实业补贴与廉价贷款。
贾斯伯奔走于纽约与华盛顿之间。他要紧盯新政动向，出现在每一个需要黑水的地方，去洽谈那些被抛售的闲置实业资产的收购事宜。
赫伯特负责内部优化。他要对接工人与农场主，落实新政各项法案的相关要求，确保黑水的发展始终贴合新政的方向，不出偏差，不留把柄。
3月9日，一条消息传遍了华尔街的每一个角落：《紧急银行法》在国会全票通过。速度之快，让那些还在观望、还在侥幸、还在盘算着如何绕过监管的人，彻底断了念想。
财政部开始全面审查全国银行。那些沉迷投机、挪用储户资金的金融机构，一家接一家地被贴上封条。名字曾经如雷贯耳的银行，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挂在铁门上的公告，白纸黑字，冰冷刺骨。
而黑水旗下的几家商业银行，因常年专注于实业贷款，账目干净得像被水洗过一样，无任何投机行为，顺利通过审查，成为第一批复业的银行。消息传出，那些排了几个月队取钱的人，开始排队存钱。
贾斯伯第一时间对接财政部。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坐在那些比他年长几十岁的官员对面，把黑水的实业报表一页一页地摊开。
煤矿。铁矿。农场。工厂。船厂。矿山。
每一页都是实打实的资产，每一页都是实打实的产能。那些官员翻着报表，交换了一下眼神。
贷款批下来了。数额之大，足以让黑水同时在多个方向上扩张。
贾斯伯拿到批文的那一刻，没有笑。他把文件收进公文包里，扣好搭扣，对在座的各位官员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然后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他走到走廊尽头才停下来，靠着墙，掏出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他的手指有一点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他刚刚拿到了他这辈子最大的一笔钱。
消息很快传回来：安德鲁·梅隆已紧急动身前往英国。这位曾经的财政部长、华尔街的金融巨鳄，连行李都没收拾利索就跑了。他在美国留下了什么？几家急于抛售的钢铁厂，一堆没人接盘的烂账，还有一个被掏空的商业帝国。
贾斯伯连夜赶往匹兹堡。谈判桌前，梅隆的代表面色灰败，西装皱巴巴的，领带歪了也不扶，跟对面那位金发碧眼、衣着笔挺的年轻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贾斯伯没怎么还价。不是因为他不精明，是他知道，这个时候压价，人家不卖给你，卖给外国人。外国人接手了美国的重工业，那才是真正的灾难。他出了个比市场价略低、但远高于梅隆代表心理预期的价格。
成交。合同签完，对方连笔都没收就走了。
贾斯伯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把合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拨通了伊登的电话。
“大哥，拿下了。”他说，“设备完好，工人愿意留下。稍加整顿，就能投入生产。而且新政对重工企业有补贴，我们很快就能收回成本。”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然后伊登的声音传过来：“好。辛苦了。”
挂了电话，贾斯伯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推开窗户。匹兹堡的钢铁厂就在不远处，烟囱冒着白烟，机器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
没过几天，赫伯特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对接也有了结果。tVA的大坝、公路建设需要大量钢材和水泥，黑水旗下的工厂收到了第一批订单，是tVA工程史上数额最大的一笔。消息传回总部时，赫伯特正伏在案头核算一笔账目。他抬起头，摘下眼镜，用镜布慢慢擦拭镜片，然后重新戴上。
“另外，农业补贴政策也落实了。”他说，声音不大，但语气里带着一丝难得的轻快，“我们旗下的农场减耕减产，拿到了政府补贴，农产品价格稳步回升，收益比去年好了很多。”
伊登坐在办公桌后，看着面前这两份报告，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实业是根。他以前不太懂，现在懂了。金融是叶，实业是根。叶会枯，会落，会被风吹走。根不会。根扎在土里，只要你肯浇水，它就一直在。
3月12日，晚。三人一同收听了罗斯福的第一次炉边谈话。
收音机是贾斯伯从家里带来的，老式落地款式，胡桃木外壳擦得锃亮。他调试了好一会儿，把音量旋到最大。
罗斯福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平和，沉稳，带着一点点收音机特有的电流声，像一个人坐在你对面，隔着桌子跟你聊天。
“我们唯一不得不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伊登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贾斯伯盯着收音机，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节拍。赫伯特坐在角落，摘下眼镜，用镜布慢慢擦拭。没有人说话。整间会议室里只有罗斯福的声音，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罗斯福讲银行，讲存款，讲那些被锁在铁门后面的钱。他没有用高深的术语，没有念枯燥的数据，他讲的是——你的钱，还在那里。
伊登睁开眼睛。他没有看贾斯伯，也没有看赫伯特。他看向窗外，曼哈顿的夜空被城市的灯火染成暗橙色，看不见星星。但他知道星星在那里，只是被灯光遮住了。
6月中旬，百日新政落幕。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金融帝国，如今只剩下一地碎片。有人跑了，有人被拆了，无数投机银行被清算，华尔街的黄金时代在罗斯福的铁腕下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以黑水为代表的实业势力。
工厂的烟囱重新冒烟了。高炉的火重新点燃了。矿山的传送带重新转动了。那些失业了两年、三年、四年的人，重新走进了车间，重新戴上了安全帽，重新在下班的时候用沾满油污的手接过那张工资条。
黑水的商业银行，从第一批复业时门可罗雀，到如今门口排起存钱的长队。那些曾经把钱藏在床垫下、埋在院子里、塞进墙缝里的人，终于相信——银行不会倒，他们的钱不会丢。
这一天，伊登、贾斯伯与赫伯特站在总部的落地窗前，望着远处生机勃勃的工厂区，又望向萧条依旧的华尔街。工厂区的烟囱冒着白烟，高炉的火光在暮色里一闪一闪。华尔街的摩天大楼还在，但窗户黑了大半，那些曾经昼夜不息的灯火，如今只剩零星的几点。
“新政的惊雷已经过去，”赫伯特轻声说，“实业的春天来了。”
伊登没有说话。他想起父亲当年在黑水会议上说的那句话——我们要带大家去抢劫华尔街。他当时以为那是一句玩笑，是芬恩式的、不着调的、用来活跃气氛的场面话。现在他才知道，那不是玩笑。
他们真的抢了。不是用枪，是用工厂、用矿山、用农场、用那些从废墟里重新站起来的人。他们抢的不是钱，是未来。
——不过芬恩现在没空搭理这些事情。
他正蹲在苏美洋城南战场的一条壕沟边上，望着沟里的积水出神。
苏美洋的春天来得比华盛顿晚。四月的风还带着凉意，吹过空旷的平原，卷起细碎的沙尘。城南那片被炮火翻过无数遍的焦土上，草已经开始冒头了，嫩绿的，一丛一丛，从弹坑边缘、从壕沟壁上、从半埋在土里的弹壳旁边钻出来。它们在晨光里微微晃动，像试探，像犹豫，又像终于下定决心。
楚中天站在芬恩身后，张首芳站在他旁边，郭松龄、姜登选、李景林、韩三炮、包达……乌泱泱站了一排，个个一脸莫名其妙。
他们搞不懂芬恩在看什么。那些壕沟他们看了四个月，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每一条折线的走向。但芬恩已经蹲在那里看了快一刻钟了，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楚中天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身边的邦尼，压低声音：“大嫂……大哥他在想什么？”
邦尼看了芬恩一眼，那目光里有无奈，有习惯，还有一点点藏不住的、看热闹似的幸灾乐祸。她太了解这个人了，他蹲在那里，脑子里指不定在转什么不着调的主意。她轻轻叹了口气，说：“谁知道那些战壕让他想到了什么……你直接问问他不就知道了？”
楚中天张了张嘴，还没问出口，芬恩先开口了。
“这方圆十多公里的地方，”他说，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众人齐刷刷地看向陆景澄。老陆负责住建，这事儿归他管。
陆景澄被十几双眼睛盯着，脸上的表情从茫然变成尴尬，从尴尬变成心虚。他搓了搓手，清了清嗓子，说：“呃……住建局是打算做回填的。不过，一时之间没有那么多人手……”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说到最后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
芬恩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一点恨铁不成钢：“这办法太笨了。咱这里有没有农学、水利、土木都懂的人才？”
他其实没抱太大希望。懂一样是专才，懂两样是通才，三样都懂，这种人在这个年代不是没有，但都在大城市的大学里待着，苏美洋这种地方，上哪儿找去？
话音刚落，人群后面有一个人举起了手。
“芬恩先生！”冯庸从人群后面挤出来，脸上带着一种“这事儿我有发言权”的兴奋，“我学校里有！有个叫林景春的助教，这些他都懂！”
芬恩眼睛一亮，从壕沟边上站起来，蹲久了腿有点麻，他踉跄了一下，邦尼眼疾手快扶了他一把。他站稳了，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对呀，咱不是有大学生吗！冯校长，让同学们都来看看吧！实践出真知嘛！”
冯庸大学的学生们被喊来上实践课了。课题是怎么把这一片满是壕沟的土地，用最低成本最快速度利用起来。
消息传开的时候，学生们还在宿舍里睡懒觉。有人刚打了一盆水准备洗脸，听到“芬恩先生”三个字，水盆往桌上一搁，毛巾往肩上一搭，撒腿就往操场跑。有人鞋带没系好，跑了两步踩了一脚，差点摔个跟头，爬起来继续跑。有人从食堂冲出来，嘴里还叼着半个馒头。
林景春来得最快。他今年二十八岁，冯庸大学土木系1930届毕业生，留校担任助教。瘦高个，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亮得惊人。他能精确计算十五公里战壕的蓄水量、排水坡度和闸门尺寸；他懂东北黑土地的特性，知道什么作物耐贫瘠、什么时间播种、怎么轮作不伤地；他还会修水泵、建简易水坝——这些本事是在苏美洋这几年，一边教书一边跟着工人在工地上摸爬滚打练出来的。
此刻他蹲在壕沟边上，手里攥着一把从沟壁上抠下来的冻土，搓了搓，凑到鼻尖闻了闻，又用舌尖舔了一下。旁边有学生小声说“林老师好拼”，他没听见。
学生们三三两两聚在壕沟边上，有人蹲着，有人站着，有人趴在胸墙上把脑袋探到沟里看。七嘴八舌，热闹得像赶集。有人说填平种庄稼，有人说改成鱼塘，有人说干脆留着当靶场，以后打靶不用跑远路。声音此起彼伏，谁也不服谁。
林景春没参与讨论。他蹲在那里，用树枝在膝盖上夹着的笔记本上画图。画了几笔，停一下，抬头看看地形，又低头接着画。笔记本翻了好几页，每一页都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数字，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包达从人群后面挤过来，踮着那条瘸腿，探头往壕沟里看了看。他咧嘴笑了笑，说：“要省事儿还不容易吗？灌水养鱼啊！”语气随意得像在说今天晚饭吃什么。
郭老西扭头看他，一脸“你脑子没毛病吧”的表情。
“你看这沟，现成的，不用挖，水自己就积上了。”包达拿手里的拐杖指了指壕沟，拐杖在空气中画了一个圈，把面前这一大片战壕都圈了进去，“养鱼，养鸭子。不用喂，光吃泥里的虫子就能长。几个月就能吃。省粮食。”
他这话说得没头没尾，纯粹是嘴快。但林景春听到了。
他从笔记本上抬起头，镜片后面的眼睛亮了一下，像是有人在暗处忽然划着了一根火柴。
“对啊！”他站起来，差点被脚边的土块绊倒，被旁边的学生一把拉住胳膊才站稳，“我们可以在这里用土坝分隔开壕沟，然后积水养鱼，再养上鸭子。胸墙上面可以种毛嗑和大豆，也可以种菜。”
他蹲下去，把笔记本摊在地上，用树枝在上面边画边讲，语速很快，像怕有人打断他。先画一条线，这是主壕；再画几条横线，这是土坝的位置；再画几个圈，这是蓄水区。旁边围了一圈学生，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有人在笔记本上跟着画。包达站在人群外面，听不懂那些专业名词，但他看到林景春蹲在那里画图的样子——专注、兴奋、忘了周围还有别人——这种样子他见过，在审讯科审讯犯人的时候，在万国乐境看袁克文写字的时候，在三炮擦枪的时候。一个人在做自己最擅长、最喜欢的事情时，眼睛里会有光。此刻林景春眼里有光。
芬恩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到林景春旁边，蹲下来看他的草图。
“我还有一个建议。”芬恩指着城北的方向说，“城北不是有大片草甸子吗？当初建城的时候，工程师跟我说，那地方地下水太多，会往上返。我当时就有个想法——在那里打上几口井，建泵房，往上抽地下水，供应整个苏美洋的用水。你说这样能不能把那片的地变成良田？”
他说话的时候用手在空气中比划着，指指城北，又指指南边这片战壕，像是在连一条线。泵房、管道、水渠——这些东西在他脑子里已经有了大概的轮廓。
林景春抬起头，眼睛亮得惊人，镜片后面的瞳孔里映着春天午后的光。他几乎是在芬恩话音落下的瞬间就接上了话：“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想变成良田，可能需要十几二十年。”他顿了顿，像是在心里又算了一遍，然后更加笃定地重复，“至少需要十几年。”
芬恩哈哈大笑。那笑声在空旷的平原上传出去很远，惊起了远处田埂上的一群麻雀。麻雀扑棱着翅膀飞起来，在天空盘旋了一圈，又落回了原处。
“那没有关系，”他说，语气轻快得像在聊一件已经做成的事，“我们现阶段搞个自来水厂，用泵房抽北面的地下水，主要是防止日本人投毒嘛。那里最后能变成良田，属于是捎带手的惊喜。”
郭松龄和姜登选闻言，脸色同时变了。郭松龄往前迈了一步，眉头拧成一团：“芬恩先生，你是说日本人会往水源投毒？”
他问得很急，声音比平时高了一截。姜登选没说话，但他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指节泛白，目光从芬恩脸上移开，落在城北那片草甸子的方向。
芬恩把烟叼在嘴里，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四月的微风里缓缓散开。他弹了弹烟灰，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不相关的事：“细菌、毒气，或者别的什么。我从来不觉得那帮畜生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
两个人沉默了。郭松龄松开眉头，低下头，看着脚下那片刚刚冒头的青草，不知道在想什么。姜登选把攥紧的手插进大衣口袋里，转身看向城北，嘴唇动了动，没出声。他们跟日本人打了那么久，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见识过日本人的所有手段了。但芬恩这句话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没见过。他们只是还活着。
芬恩把烟叼在嘴里，眯着眼望向远处。城南的壕沟在午后的日光下泛着暗沉的颜色，沟壁上已经长出了细碎的青草。草很短，刚冒出地面不久，嫩绿的，在风里微微颤动。城北的草甸子在更远处，天和地在那里交接成一条灰蓝色的线，隐隐约约的，像是隔着雾。泵房、水渠、良田——那些东西还没建起来，但他已经看见了。就像二十多年前，他站在马掌望台的草地上，看见那些工厂、那些安置楼、那所学校、那家医院。那时候什么都没有。草还是那片草，地还是那片地。但他看见了，然后它们就长出来了。
“春天要来了，”他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
风吹过空旷的平原，卷起细碎的沙尘，吹动壕沟壁上那丛刚冒头的青草。嫩绿的草叶在风里弯下去，又直起来，弯下去，又直起来，像是在点头，又像是在说是的，春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