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二十八分，九楼第三会议室。
长条形的红木会议桌旁已经坐满了人。左侧是发改委高技术司的处级以上干部，为首的是司长王建业，五十三岁，微胖，戴着黑框眼镜，正低头翻阅材料。他身旁是副司长、各处处长，人人面前摊开笔记本，气氛凝重。
右侧是创新驱动发展中心的团队，为首的是中心主任赵启航，四十一岁，头发有些凌乱，穿着件浅灰色的夹克，看起来更像是大学实验室的教授而非司局级干部。他正和身旁的副主任低声讨论着什么，语速很快。
工信部、科技部的几位司局级干部坐在桌子远端，他们的表情相对平静，但眼神里透着审慎。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嗡鸣声，以及偶尔的纸张翻动声。投影仪已经打开，白色的光束打在幕布上，映出一个空白的ppt模板。
十点三十分整，林峰走进会议室。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这位新来的副主任，今天第一次主持如此高规格的紧急会议，议题敏感，时间紧迫。
“各位，时间紧，我们直接开始。”林峰在主位坐下，没有多余的客套话，“今天的议题很明确：应对美方可能扩大的半导体设备禁运。先请高技术司王司长介绍基本情况。”
王建业清了清嗓子，打开面前的文件夹。他没有站起来，但身体微微前倾，这是他在正式场合发言的习惯姿态。
“林主任，各位领导，”他的声音平稳，带着一种老机关干部特有的沉稳，“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美方确实在酝酿扩大禁运范围。如果扩大到14纳米以下全系列设备，对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将是系统性的。”
他示意助手操作投影，幕布上出现一组图表。
“这是我国在建和规划的14-28纳米芯片产线分布图。”王建业用激光笔指着屏幕，“一共十二条，总投资超过三千亿。其中，八条产线的关键设备进口依赖度超过百分之七十，主要集中在光刻、刻蚀、薄膜沉积三大类。”
激光笔的红点在图表上移动。
“以光刻机为例，”他切换页面，“目前国内能够自主生产的最高水平是90纳米干式光刻机。28纳米浸没式光刻机，上海微电子还在攻关样机阶段，预计三年后才能进入工程验证。至于14纳米需要的ArF浸没式光刻机，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十年以上。”
数据翔实，分析客观。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王建业继续：“再看刻蚀设备，中微半导体能提供部分28纳米设备，但14纳米级别的反应离子刻蚀机，我们还在实验室阶段。薄膜沉积设备差距更大，国内的设备只能满足低端需求。”
他放下激光笔，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林峰身上。
“基于以上情况，”王建业总结道，“我的初步判断是：如果禁运实施，我国在14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的研发将面临实质性停滞。我们可能需要调整战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28纳米成熟制程的巩固和提升上，确保这部分产业链安全可控。”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
“当然，外交努力必不可少。”王建业补充道，“我建议，立即通过外交渠道、行业对话、多边场合等多种方式，向美方表达关切，争取豁免或延期。同时，可以适当释放一些市场开放信号，作为谈判筹码。”
发言结束。王建业端起茶杯，慢慢啜饮。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工信部的一位副司长轻轻点头，似乎认同这个判断。科技部的代表则在快速记录。
林峰没有立即回应。他双手交叉放在桌上，食指轻轻敲击着手背。这个动作很细微，但坐在他对面的赵启航注意到了——在东海时，赵启航参加过林峰主持的几次产业研讨会，知道这是林峰深入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十秒钟的沉默。
然后林峰开口了，声音平静：“王司长的分析很全面，数据也很扎实。但我想问一个问题。”
所有人都看向他。
“如果外交努力失败呢？”林峰的目光直视王建业，“如果对方就是要全面封锁，不给豁免，不留余地。我们怎么办？等？”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
王建业放下茶杯，扶了扶眼镜：“如果……如果真的出现最坏情况，我认为我们需要现实一点。半导体是高度全球化的产业，单方面追求全产业链自主，经济代价太大。不如收缩战线，保住28纳米成熟制程的基本盘，放弃14纳米以下的追赶，避免更大的损失。”
“放弃追赶？”林峰重复这四个字，语气里听不出情绪。
“是战略性调整。”王建业纠正道，“把资源用在刀刃上。28纳米制程能满足国内七成以上的芯片需求，包括大多数工业控制、汽车电子、家电芯片。我们先把这部分做扎实，再图发展。”
“那剩下的三成呢？”林峰问，“高端手机、服务器cpU、AI训练芯片，这些都需要7纳米、5纳米甚至更先进的制程。如果我们放弃追赶，等于永远放弃这些高端市场，永远受制于人。”
“但这需要时间，”王建业坚持道，“而且需要巨大的投入。以我们现在的技术基础，强行攻关14纳米，成功率不高，可能投入上千亿，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如先夯实基础，等条件成熟再……”
“等？”林峰打断他，“等多久？三年？五年？十年？王司长，技术发展不会等人。我们等，别人不会等。等我们觉得条件成熟了，国际先进水平可能已经推进到2纳米、1纳米。那时候再追赶，差距更大，代价更高。”
他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桌面上。
会议室里的气氛绷紧了。
王建业脸色有些发红，但他控制着情绪：“林主任，我理解您的急迫心情。但在国家层面做决策，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比，必须评估风险。半导体是吞金兽，一个14纳米产线投资就是几百亿。如果失败，这些钱谁来承担？国家的钱，人民的钱，不能打水漂。”
这话说得义正辞严，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担忧。
林峰没有直接反驳。他站起身，走到投影仪旁。
“王司长，借你的激光笔用一下。”
王建业愣了一下，把激光笔递过去。
林峰接过，从自己带来的文件袋里抽出一份材料，放在投影仪下。屏幕上立即显示出清晰的图表和数据。
“这是‘华夏芯’28纳米产线的最新数据。”林峰用激光笔指着屏幕，“量产良率，百分之九十二，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本，相比三年前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产能，月产三万片，能满足国内三成的需求。”
数据确凿，图表专业。
王建业皱起眉头：“这些数据我也有。但28纳米是成熟制程，不能说明我们在先进制程上有突破。”
“看下一页。”林峰切换。
屏幕上出现一张复杂的芯片结构图，旁边是密密麻麻的性能测试数据。
“这是华夏芯用先进封装技术做出的测试芯片。”林峰说，“他们用四颗28纳米芯片，通过硅中介层和微凸块技术集成在一起。测试结果显示，整体性能达到等效14纳米单芯片的百分之八十五，功耗略高，但在可接受范围内。”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吸气声。
连一直保持平静的工信部代表都坐直了身体。
“这……这数据可靠吗？”科技部的一位处长忍不住问。
“可靠。”林峰说，“测试是在国家集成电路测试中心做的，全程监控，数据可追溯。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不需要最先进的光刻机，用现有的28纳米产线就能实现。”
他转身面对所有人：“这就是我们的底牌之一。当一条路被堵死，我们可以走另一条路。芯片堆叠、芯粒技术、先进封装——这些都能绕过光刻机限制，用成熟制程做出高性能芯片。”
王建业沉默了。他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
“但这只是实验室数据，”他最终说，“距离产业化还有距离。良率、可靠性、成本控制，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攻关。”林峰说，“需要投入，需要决心。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可能，看到了希望。而不是像王司长说的，只能放弃追赶。”
他的目光扫过全场：“我知道，现在做这个决定很艰难。投入大，风险高，失败的可能性存在。但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六十年前，我们的前辈在戈壁滩上搞‘两弹一星’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
没有人回答。
“没有。”林峰自问自答，“但他们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有些事，再难也要做。因为核心技术买不来、讨不来、求不来。因为一个大国，不能把命运寄托在别人的善意上。”
他的声音不高，但字字铿锵。
“今天的情况同样如此。半导体是数字时代的‘粮食’，是智能社会的‘大脑’。如果我们在这个领域被卡住脖子，那么我们的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国防安全，都将受制于人。这个风险，比投入失败的风险更大。”
会议室里落针可闻。
就在这时，赵启航举手了。
“林主任，我补充几句。”这位年轻的创新中心主任站起身，语速很快，“刚才王司长提到技术差距，这是事实。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正在快速追赶。以光刻机为例，上海微电子的28纳米浸没式光刻机，今年年底就能出样机。14纳米的关键技术，我们已经有了理论突破。”
他示意助手也放上一份材料。
“这是七〇三所、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联合攻关的极紫外光源最新进展。”屏幕上出现复杂的物理模型和实验数据，“功率稳定性已经达到工程化要求，寿命测试超过一千小时。虽然距离商业化还有距离，但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王建业忍不住反驳：“赵主任，实验室突破和工程化是两回事。我们搞科研的都知道，从原理验证到产品上市，中间有无数个‘死亡之谷’。”
“所以需要加大投入，加快转化。”赵启航毫不退让，“而不是因为难，就不做。王司长，您在高技术司干了十二年，应该最清楚，我们有多少技术是因为‘太难’‘太贵’‘风险太大’而被搁置，最后错失机遇。”
这话说得有些重了。
王建业脸色一沉：“赵主任，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王建业在岗位上，从来都是对国家负责、对事业负责。正是因为知道投入巨大，才要慎重决策。不能因为一时热血，就拿国家的钱去赌。”
“这不是赌，”赵启航激动起来，“这是战略投资。您知道如果我们在14纳米上取得突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可以满足国内九成以上的芯片需求，意味着每年可以减少上千亿美元的芯片进口，意味着我们的信息安全、产业安全有了根本保障！”
“但失败了呢？”王建业反问，“上千亿的投入打水漂，谁来负责？你？我？还是林主任？”
两人针锋相对，会议室里的气氛几乎凝固。
其他参会者面面相觑，没人敢插话。这是两种思路、两种立场的直接碰撞。
林峰看着这一幕，心里明白，这不仅仅是技术路线的分歧。王建业背后，站着刘振东，站着一种“稳妥”“保守”的思维定式。而赵启航代表的，是更年轻、更敢闯的一代。
他需要做出决断。
“好了。”林峰开口，声音不大，但瞬间压住了争论。
两人都停下来，看向他。
林峰走回主位，坐下。他没有立即说话，而是端起茶杯，慢慢啜饮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但他毫不在意。
这个停顿很巧妙，让紧张的气氛稍微缓和，也让所有人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他身上。
放下茶杯，林峰开口了，语气沉稳而坚定：
“王司长和赵主任的意见，我都听了。各有道理，也各有风险。但现实是，我们没有太多选择。”
他看向王建业：“外交努力要做。王司长，请你牵头，立即组织力量，通过所有可用渠道，向美方表达关切，争取缓冲期。同时，联合商务部、外交部，研究反制措施预案——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必须有应对手段。”
这是对王建业工作的肯定，也是给他分配任务。
王建业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好的，我马上安排。”
“但是，”林峰话锋一转，“我们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外交上。必须做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
他看向赵启航：“赵主任，创新中心牵头，立即组织专家组——包括七〇三所、华夏芯、中微半导体等核心单位，对芯片堆叠、芯粒技术方案进行紧急评估。我要在二十四小时内看到初步可行性报告，四十八小时内看到详细实施方案和时间表。”
“没问题！”赵启航精神一振，“我们连夜干。”
林峰继续部署：“工信部这边，请立即对国内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进行产能摸排，特别是刻蚀、薄膜沉积、检测等有可能实现国产替代的环节。科技部，请梳理相关领域的重大专项，看看哪些可以加速，哪些需要调整。”
被点到的几位司局长纷纷点头记录。
“这个方案，我称之为‘备胎计划’。”林峰说，“明面上，我们继续推进现有技术路线，争取最好结果。暗地里，启动替代技术攻关，做好最坏准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他环视全场：“时间只有三天。三天后，我要向郑启明主任提交完整的应对方案。所以各位，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我们会非常紧张。但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找到出路。”
话说到这里，已经定调。
没有人再提出异议。王建业欲言又止，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散会。”林峰站起身，“各自行动吧。遇到问题，随时找我。”
会议结束，人群陆续离开。
王建业走得很快，几乎是小跑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他立即拿起手机，拨通了刘振东的号码。
电话响了四声才接通。
“刘主任，”王建业压低声音，“会开完了。”
“怎么样？”刘振东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很平静。
“林副主任……很强势。”王建业斟酌着措辞，“他拿出了华夏芯的先进封装数据，说可以用28纳米做出等效14纳米性能。赵启航全力支持。最后拍板，做两手准备：外交努力加‘备胎计划’。”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备胎计划？”刘振东问。
“就是芯片堆叠、芯粒那些技术路线。让创新中心牵头评估。”王建业说，“刘主任，我觉得这个方向太冒险了。那些技术国际上都在探索阶段，我们强行上马，失败概率很大。”
“所以你要做好外交努力这部分。”刘振东说，“如果外交能解决问题，就不需要冒险了，对吧？”
这话里有话。
王建业听懂了：“我明白。我会全力推动外交渠道。”
“嗯。另外，方案形成过程中，有什么情况及时沟通。”刘振东顿了顿，“记住，稳妥是第一位的。国家资源宝贵，不能浪费。”
“我明白。”
挂断电话，王建业靠在椅背上，长长吐出一口气。他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那是去年高技术司做的《半导体产业发展风险评估报告》，里面详细论证了全面自主的艰难和风险。
报告的最后一行结论，是他亲自写的：“建议采取渐进式、差异化发展策略，避免与发达国家正面冲突。”
但现在，林峰要走的是另一条路。
更激进，也更危险。
与此同时，林峰回到510办公室。
杨学民已经泡好了新茶，放在办公桌上。“林主任，刚才会议期间，有三个加密电话找您。一个是温总，一个是张总工，还有一个是……秦队长。”
林峰点头：“先回温总的。”
他拿起那部加密手机，拨通了温知秋的号码。响了两声就接通了。
“林峰！”温知秋的声音很急，背景里有机器的轰鸣声，她应该在车间或者实验室，“出事了！”
“慢慢说。”林峰语气平稳。
“我们一条关键进口零部件渠道，刚刚被单方面中断了。”温知秋语速很快，“是德国一家精密轴承供应商，我们订了一批用于光刻机工件台的超精密轴承，合同签了，预付款付了，今天早上他们突然通知，因为‘商业原因’无法供货，违约金他们赔。”
林峰眼神一凝：“什么时候的事？”
“一个小时前。我亲自打电话问他们亚太区总裁，对方支支吾吾，只说总部的决定，他无法干涉。”温知秋说，“这不是巧合。这批轴承是28纳米光刻机的关键部件，国内暂时没有替代品。如果断供，我们的产线升级进度至少推迟半年。”
“其他供应商呢？”
“正在联系，但情况不乐观。”温知秋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焦虑，“我让采购部问了另外几家欧洲和日本的供应商，要么说产能已满，要么说需要重新审查出口许可。这明显是有组织的行动。”
林峰沉默了几秒钟。
禁运还没正式公布，但打压已经开始了。这是要提前掐断供应链，制造既成事实。
“温总，冷静。”他说，“第一，立即启动国产替代方案。我知道哈轴、洛轴都在攻关超精密轴承，联系他们，看看有没有可能紧急供货，哪怕性能差一点，先保证产线不停。”
“已经在联系了。”温知秋说，“但他们最快也要三个月才能出样品。”
“第二，”林峰继续，“通过行业协会，联合其他受影响的企业，集体向商务部反映情况。这是不正当商业行为，违反合同，违反国际贸易规则。我们要在道义上占住理。”
“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林峰声音低沉，“这件事不要公开。对外就说正常的技术调整，不要引发恐慌。特别要注意内部保密，我怀疑可能有信息泄露。”
温知秋一愣：“您是说……”
“我只是怀疑。”林峰没有多说，“总之，保持冷静，按计划推进。轴承的问题，我来协调。”
挂断电话，林峰立即拨通了另一个号码——秦风的加密线路。
“查一下，”他开门见山，“德国那家轴承供应商，最近有没有异常的资金往来，或者高层变动。特别是，有没有来自美国的压力。”
“明白。”秦风回答，“另外，胡同口那辆车有线索了。租车人用的假身份证，但我们调取了沿途监控，发现司机在您离开茶馆后，去过东三环的一栋写字楼。那栋楼里，有一家‘国际战略咨询公司’，注册人是美籍华人，背景正在查。”
“继续查。”林峰说，“另外，加强对温知秋、张克艰这些关键技术人员的安全保护。我怀疑，对方的动作会越来越多。”
“已经在部署了。”
放下电话，林峰走到窗前。
窗外，京城的冬日阳光正好，天空湛蓝如洗。长安街上的车流缓缓移动，一切都显得平静有序。
但他知道，在这平静之下，暗流已经汹涌。
轴承断供只是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商业原因”，更多的“技术壁垒”，更多的“市场规则”。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战场，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商业合同、技术标准、供应链条里。
他看了眼手表：中午十一点四十分。
距离向郑启明提交方案，还有六十八小时。
时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迫。
而战斗，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如此多的维度同时展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