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八日凌晨一点，东海市第一看守所。
高墙电网在夜色中沉默伫立，探照灯的光束规律性地扫过空旷的放风区，在水泥地上投下移动的光斑。看守所三号楼二层最里间的审讯室里，灯光彻夜未熄。
孙振邦坐在审讯椅里，双手戴着手铐，脚踝锁着脚镣。六十五岁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头发几乎全白了，眼袋浮肿，脸上有着长期缺乏睡眠的青灰色。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那是学者特有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眼神，只是此刻这眼神里混杂着困兽般的警惕和绝望。
他已经在看守所羁押一个多月，接受审讯二十四次。每次审讯，他都以沉默或者“记不清了”、“只是学术交流”来应对。公诉方掌握的证据很多：与吴文涛的资金往来记录、与“牧羊人”组织的间接通讯证据、参与新能源骗补网络的设计咨询合同……但这些证据大多是间接的，要彻底摧毁这个网络，需要孙振邦开口。
审讯桌对面坐着三个人：主审检察官陆明远、审讯专家周建军、记录员陈雪。陆明远四十出头，是省检察院公诉一处的处长，办理过多起经济大案；周建军五十多岁，是公安厅从部里借调的心理专家，擅长突破顽固嫌疑人。
这次审讯已经持续五个小时，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一点。陆明远换了三种问话策略，周建军做了三次心理施压，孙振邦始终像一块石头。
“孙振邦，你曾经是财经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明远翻开一本泛黄的专着，“这是你二十年前出版的《转型期华夏经济风险评估模型》。书里写道：‘学者之责，在于为决策提供理性分析，规避系统性风险。’你现在做的事，和你当年写的东西，不矛盾吗？”
孙振邦眼皮都没抬：“学术研究归学术研究，现实归现实。”
“现实就是你利用专业知识，帮犯罪集团设计规避监管的方案，协助他们转移非法资金？”陆明远声音提高，“你知道通过你设计的通道，转移了多少赃款吗？至少八亿人民币！这些钱，有多少是骗取的财政补贴，有多少是非法所得，你心里不清楚？”
孙振邦沉默。
周建军接过话头，声音温和但绵里藏针：“孙教授，我们查过你的银行账户。你本人并没有直接拿多少钱，吴文涛每年给你的‘顾问费’也就五十万。以你的学术地位，出去讲课、做咨询，一年挣个一两百万不难。你图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触动了什么。孙振邦的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
“我只是提供咨询服务，客户怎么用，我管不着。”
“管不着？”陆明远冷笑，“你设计的那些股权结构、资金通道、合同条款，专门针对监管漏洞，普通商人需要这个？这是为犯罪量身定做的！”
审讯再次陷入僵局。墙上的时钟指向凌晨一点二十分。
陆明远和周建军交换了一个眼神，两人起身离开审讯室。记录员陈雪也收拾东西，但离开前，她看了孙振邦一眼，那眼神里有种复杂的情绪——不是憎恨，更像是惋惜。
门关上后，审讯室里只剩下孙振邦一个人。头顶的白炽灯发出轻微的嗡鸣，角落里监控摄像头的红色指示灯稳定地亮着。他慢慢闭上眼睛，但耳朵竖着，听着外面的动静。
走廊里传来压低声音的交谈：
“林省长的指示是，再给他一次机会。”
“怎么给？该说的都说了，他就是不开口。”
“换种方式。从他最在意的东西入手。”
声音渐远。孙振邦睁开眼睛，眼神闪烁。
最在意的东西？他这辈子，最在意什么？学术地位？已经毁了。金钱？他其实没那么在乎。女儿？那个远在加拿大、三年没联系过的女儿……
他想起了妻子。那个在他还是穷讲师时就嫁给他的女人，陪他熬过了最苦的日子，却在他刚评上教授、生活开始好转时得了癌症去世。临终前，她拉着他的手说：“振邦，咱们清清白白做人，踏实。”
清清白白。他早就做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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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峰在省政府办公室。
窗外是深沉夜色，办公室里只开了一盏台灯。林峰面前摊开着孙振邦的完整档案——从出生到被捕，六十五年的人生轨迹被浓缩在二百多页纸张里。
杨学民站在办公桌旁，手里拿着几份刚调取的材料：“省长，这是您要的资料。孙振邦的妻子李淑珍，十五年前因病去世，葬在南山公墓。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孙晓雯，三十五岁，目前在加拿大温哥华从事金融工作，已入籍。父女关系……很冷淡，最近一次通话记录是两年前春节。”
林峰翻看着孙晓雯的资料。照片上的女子眉眼间有孙振邦的影子，但表情疏离。“她母亲去世时，她多大？”
“二十岁，正在读大学。”杨学民说，“根据孙振邦邻居的回忆，李淑珍去世后，孙振邦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术上，对女儿关心很少。孙晓雯毕业就出国了，之后很少回来。”
林峰点点头，继续翻看。档案里有一张老照片，是孙振邦年轻时和妻女的合影。照片上的孙振邦还不到四十岁，穿着白衬衫，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笑容温和。妻子李淑珍靠在他肩上，女儿孙晓雯被抱在怀里，一家三口对着镜头笑得很幸福。
妻子早逝，女儿疏远，自己走上歧途。
林峰合上档案，看向杨学民：“南山公墓那边，李淑珍的墓地，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让辖区派出所民警以‘例行巡查’名义去看了。”杨学民调出手机照片，“墓地维护得还可以，没有荒芜，但也没有特别打理。墓碑前有干枯的花束，应该是清明时有人来过——可能是孙振邦，也可能是他女儿托人扫墓。”
照片上，青石墓碑上刻着“爱妻李淑珍之墓”，右下角小字“夫孙振邦泣立”。墓碑周围干净，但显得冷清。
“这样。”林峰思考片刻，“让民警三天后再去一次，带上新鲜的花，把墓碑周围清扫一下，拍几张照片。注意，要拍得自然，像是例行工作，不要刻意。”
杨学民立刻明白了：“您是想……”
“攻心为上。”林峰说，“孙振邦这种人，不怕法律威慑，不怕利益损失，但他心里有愧。对妻子的愧，对女儿的愧，对他自己学术理想的愧。我们就从这些‘愧’入手。”
“那要让他女儿写信吗？”
“不用主动要求。”林峰摇头，“孙晓雯已经入籍加拿大，我们无权要求她做什么。但可以告诉她父亲的情况，看她自己是否愿意联系。记住，所有操作必须合法合规，不能授人以柄。”
“明白。”
“另外，”林峰想起什么，“明天上午，请顾清晏厅长来一趟。她对孙振邦案的审计最熟悉，让她参与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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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八日上午九点，顾清晏来到林峰办公室。
她今天穿了件浅蓝色的衬衫，深灰色西裤，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进门后，她没有寒暄，直接进入主题：“林省长，您找我？”
“坐。”林峰示意她坐在对面，“孙振邦案的审讯，卡住了。”
顾清晏点点头：“我听说了。审计厅移交给检察院的证据链很完整，但孙振邦本人不开口，有些关键环节就缺少直接证据，特别是他与其他‘白手套’的联系方式、与‘收割者’的间接通讯渠道。”
“你有什么看法？”
顾清晏沉默了几秒。她思考时习惯性地看着某个固定点，眼神专注：“我审计过孙振邦担任顾问的十七家公司，看过他写的所有咨询报告。这个人……很复杂。”
“复杂在哪里？”
“他的专业知识是真的，眼光很准。”顾清晏打开档案袋，抽出几份报告复印件，“比如这份2015年写的《新能源补贴政策漏洞及监管建议》，里面准确指出了当时补贴政策的七个漏洞，并且提出了具体的修补建议。如果当时有关部门采纳了，后来就不会有那么大规模的骗补。”
她翻到报告最后一页：“但问题在于，这份报告他没有公开，只提供给了几家‘咨询客户’。而这些客户，后来都利用这些漏洞套取了大量补贴。”
林峰接过报告，快速浏览。确实，报告写得极其专业，数据分析扎实，建议具体可行。这是一个学者对国家政策的深刻洞察，但这份洞察没有被用于完善政策，而是成了钻空子的指南。
“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顾清晏继续说，“每份报告的最后，他都加了一行小字：‘本分析仅作学术探讨，具体操作请遵守法律法规。’这是在给自己留后路。他知道那些客户会违规操作，但他用‘学术探讨’来规避责任。”
“自欺欺人。”林峰评价。
“也许吧。”顾清晏收起报告，“但这也说明，他心里还有一道防线——学术的底线。他虽然为犯罪提供咨询，但坚持认为那只是‘学术成果的应用’。我们可以从这点突破。”
林峰看着她：“你的意思是……”
“让我跟他谈一次。”顾清晏平静地说，“不谈案情，只谈学术。他不是经济学教授吗？我虽然不是经济学出身，但审计工作涉及大量经济分析，我可以跟他探讨一些专业问题。”
这个建议出人意料，但林峰立刻明白了其中的智慧。顾清晏不擅长情感攻势，但她有强大的专业能力。用专业对专业，也许能撬开孙振邦的心防。
“好。下午两点，看守所。我和你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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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十分，看守所审讯室。
孙振邦被带进来时，看到审讯桌后坐着的人，愣了一下。不是之前的检察官陆明远，也不是心理专家周建军，而是一个他没见过的女人。
顾清晏今天没穿制服，而是换了身素色的棉麻衬衫，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她面前摊开几本专着和打印出来的论文，手里拿着一支笔，看起来更像在准备学术研讨。
“孙教授，请坐。”她的声音平静，没有任何审讯者常有的压迫感。
孙振邦迟疑地坐下，手铐和脚镣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
“我叫顾清晏，省审计厅厅长。”她简单自我介绍，“今天来，不是审讯，是想请教几个专业问题。”
孙振邦眼神里闪过一丝警惕，但更多是困惑。
顾清晏翻开一本专着，那是孙振邦十年前出版的《华夏金融市场风险传导机制研究》：“您在这本书的第三章提出一个模型，认为地方债务风险会通过三个渠道向金融系统传导：信贷渠道、预期渠道、资产价格渠道。我想请教，在新能源补贴这个特定领域，这个模型该如何修正？”
问题非常专业，完全出乎孙振邦的意料。他本能地思考起来，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
顾清晏等了十几秒，然后继续说：“我在审计新能源骗补案时发现，骗补资金很大一部分流向了空壳公司，然后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和关联交易，转移到个人账户或者境外。这个过程，看起来符合您书中提到的‘资产价格渠道’——虚增的补贴推高了相关公司的估值，然后通过股权转让套现。”
她顿了顿，抬起头看着孙振邦：“但有一点我不明白。按您的模型，这种风险传导应该会在金融系统留下明显痕迹，比如异常的资金流动、不匹配的资产负债。可实际上，很多骗补案例中，银行和监管部门直到案发都没发现异常。是模型错了，还是现实中有新的规避手段？”
这是纯粹的专业探讨，但每个字都敲在孙振邦最敏感的地方。
他无法抗拒。作为一个学者，被问到专业问题却不回答，就像歌手被要求唱歌却失声一样难受。而且顾清晏的问题提得很准，确实是他研究过的领域。
“……模型需要修正。”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我后来写过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专门讨论政策套利行为对风险传导模型的影响。在华夏，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管分割，政策套利会创造出一个‘影子传导渠道’，这个渠道不在传统金融监测范围内。”
他开始讲起来，从理论模型讲到实证数据，从国际比较讲到华夏特殊性。一旦进入专业领域，他就变回了那个在讲台上挥洒自如的孙教授，眼睛里有了光。
顾清晏认真听着，不时记录，偶尔提问。她的问题都很内行，显然是做过功课的。
这场“学术研讨”持续了四十分钟。结束时，顾清晏合上笔记本，看着孙振邦，轻轻说了一句：“您研究的这些东西，本可以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可惜了。”
说完，她起身离开，没有再看孙振邦一眼。
但就是这句话，让孙振邦整个人僵在那里。
“本可以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可惜了。”
十二个字，像十二根针，扎进他心里最痛的地方。
是啊，他本可以成为受人尊敬的学者，用自己的智慧为国家规避风险、完善政策。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把智慧卖给魔鬼，换取那点可怜的利益和虚妄的成就感。
门关上后，审讯室里再次只剩下他一个人。但这一次，他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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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上午，看守所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放风”。
说是放风，其实是在监控下，让孙振邦在会见室看一些东西。没有审讯人员在场，只有两名看守民警。
民警先递给他一个信封：“这是你女儿从加拿大寄来的信。经过检查，没有违禁内容，你可以看。”
孙振邦的手颤抖起来。他接过信封，小心翼翼地撕开。里面只有一页纸，字不多：
“爸：
听说您出事了。我咨询了律师，情况不乐观。
妈如果知道，会很难过。
保重身体。
晓雯
6月3日
信很短，语气冷淡，但还是叫他“爸”，还是提到了母亲。孙振邦的眼泪掉下来，滴在信纸上，模糊了字迹。
民警又递给他一个平板电脑，屏幕上是几张照片。第一张是南山公墓李淑珍的墓碑，碑前摆着一束新鲜的百合花，墓碑擦得干干净净；第二张是墓地周围的近景，没有杂草，石板路清扫过；第三张是远景，可以看到整个墓区整洁有序。
“这是辖区民警例行巡查时拍的。”民警平静地说，“公墓管理方说，你妻子的墓地一直有人缴费维护，没有荒废。”
孙振邦盯着照片，眼泪流得更凶了。他想起了妻子临终前的话：“咱们清清白白做人，踏实。”
他清清白白了吗？没有。他踏实了吗？更没有。
他辜负了妻子的期望，疏远了女儿，背叛了自己的学术理想。他这一生，到底活成了什么样子？
平板电脑自动播放下一组照片。那是他年轻时的照片——在课堂上讲课，在学术会议上发言，带研究生做课题，和同事讨论问题。照片里的他，眼睛里有着对知识的渴望，有着学者的纯粹。
最后一张照片，是财经大学官方网站的截图，上面是他被撤销教授职称、开除公职的公告。红色的大字，刺眼得让人不敢直视。
从受人尊敬的教授，到阶下囚。
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孙振邦瘫坐在椅子上，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他抱着头，肩膀剧烈地抖动，发出压抑的、野兽般的呜咽。
民警没有催促，静静等着。
十五分钟后，孙振邦抬起头，满脸泪痕，但眼神变了——不再是困兽般的警惕，而是一种彻底崩溃后的空洞。
“我说。”他声音嘶哑，“我什么都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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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下午三点，省检察院、公安厅、国安厅、审计厅的联合办案组在看守所会议室紧急集合。
孙振邦开始全面交代。这一次，他不是挤牙膏式地回答问题，而是主动地、系统地讲述。
他供出了一个以“华夏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为幌子的网络。这个研究会表面上是民间学术组织，定期举办研讨会、发布研究报告、承接政府咨询项目，但实际上是为境外势力物色和发展“白手套”的平台。
“研究会成立于2010年，最初确实是做学术的。”孙振邦的精神状态很奇怪，既崩溃又清醒，像是把灵魂抽离出来审视自己的过去，“但2013年以后，有人渗透进来。他们不直接控制研究会，而是通过资助课题、邀请参加国际会议、帮助发表论文等方式，慢慢筛选和拉拢合适的人。”
“什么样的人算‘合适’？”主审的陆明远问。
“几种类型。”孙振邦机械地回答，“第一种，有专业知识但经济压力大的学者，比如要买房、子女出国留学需要钱的；第二种，即将退休或有失意感的官员，想找‘第二春’的；第三种，在媒体或智库工作、有影响力但收入不高的人。”
他列出了一个十七人的名单，其中包括三名高校教授、两名退休厅级干部、四名媒体主编或资深记者、五名智库研究员、三名律师。
“我的角色是‘学术把关’。”孙振邦苦笑，“他们看中我的专业眼光，让我评估哪些人有潜力成为‘白手套’，哪些人只是贪财但不可靠。我也会帮他们设计一些看似合法的资金通道和合同模板。”
他详细交代了每个人的拉拢过程、合作方式、利益分配。每交代一个人，记录员就快速记录，旁边的国安干警立即开始核实。
“那‘收割者’呢？”陆明远问出最关键的问题，“你和他怎么联系？”
孙振邦沉默了几秒：“我没有直接联系过他。所有指令都通过加密邮件或者中间人传达。但我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信息。”
“说。”
“他的真名可能叫大卫或者戴维，英文名是david。”孙振邦回忆，“有一次，中间人喝多了说漏嘴，提到‘david在华尔街干过，也在香港混过’。这个人极度自负，认为华夏的监管者都是蠢货，他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
“中间人是谁？”
“一个叫‘老徐’的人，五十多岁，自称是做进出口贸易的，但我怀疑那是假身份。”孙振邦说，“我们见过三次面，都在深圳。他给我现金，我给他报告。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十月，之后就没联系了。”
“联系方式？”
“一个境外的加密邮箱，每次用完就废弃。还有一次性的加密通话卡。”
虽然还是没有直接线索，但“david”、“华尔街”、“香港”这些信息，已经大大缩小了范围。国安厅的干警立即开始排查。
孙振邦的交代持续了六个小时。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他整个人像被掏空了，瘫在椅子里，眼神涣散。
陆明远看着厚厚的笔录，心里明白：这个案子，终于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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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九日晚上十点，林峰在办公室收到了孙振邦全面交代的简报。
他快速浏览着那十七人的名单和详细信息，眼神凝重。这个网络比想象的更广、更深。特别是那两名退休厅级干部和四名媒体人，如果真如孙振邦所说长期为境外提供情报，那危害就大了。
杨学民敲门进来：“省长，国安厅和公安厅已经行动了。那十七人中，在东海省内的六人已经被控制，其余十一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已经通报当地国安和公安机关。”
“注意方式方法。”林峰说，“特别是媒体人，证据要确凿，程序要合法。”
“明白。”杨学民顿了顿，“另外，秦风队长从马来西亚传回最新消息。”
“说。”
“确认‘收割者’藏在槟城的私人庄园，庄园主人是当地一位有影响力的拿督。但有个新情况——”杨学民把加密平板递过来，“三天后，吉隆坡将举办一场‘亚洲金融科技与安全论坛’，‘收割者’已经确认参加，用的是化名‘迈克尔·陈’，身份是新加坡某投资公司的顾问。”
林峰看着论坛的日程安排和嘉宾名单。“迈克尔·陈”的名字在第三天的分组讨论环节，主题是“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挑战”。
“论坛是半公开的，媒体可以进入部分环节。”杨学民补充，“秦风队长的建议是，这可能是最好的抓捕机会。在公共场合，目标警惕性会降低，而且论坛有多个国家的参会者，便于我们的人员混入。”
林峰思考着。吉隆坡，马来西亚首都。马来西亚与华夏有司法协助协议，如果能在那里实施抓捕，再通过正式渠道引渡，是合法合规的路径。
但风险也大。论坛现场人多眼杂，“收割者”肯定有防备。一旦失手，就可能打草惊蛇，让他再次逃脱。
“回复秦风。”林峰做出决定，“同意在吉隆坡行动。但必须周密计划，做好预案。我需要详细的行动方案，二十四小时内报给我。”
“是。”
杨学民离开后，林峰走到窗前。夜色中的东海，灯火如星。
孙振邦的防线终于崩溃，国内网络正在被清除。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目标——“收割者”。
大卫，或者戴维。华尔街出身，香港混过，极度自负。
这样的人，会在吉隆坡的论坛上，露出破绽吗？
林峰不知道。但他知道，猎手已经布好了网，等待猎物出现。
而猎物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踏入的，不是展示智慧的舞台，而是终结逃亡的战场。
窗外，夜风吹过，带来远处海浪的声音。
那是大海的声音，也是时间流动的声音。
三天后，吉隆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