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纪委监委审讯室。
周海涛推开房门时，刘青正靠在椅子上打瞌睡。
连续审讯三十六小时，他的眼袋浮肿，胡子拉碴。
“刘主任，睡得还好吗？”
刘青勉强睁开眼：“周书记，该说的我都说了……真不知道了……”
“别急。”周海涛坐下，打开文件夹，“今天不谈专家的事，谈谈你们选矿厂的技术问题。
据我们了解，那个提纯技术如果解决不了，厂子就得减产一半，每年损失至少两个亿。对不对？”
刘青眼神闪了一下。
“这个数据，是我们从矿业集团内部报告里查到的。”周海涛推过来一份复印件，“去年三季度经营分析会纪要，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复印件上，确实有那行字。刘青张了张嘴，没说话。
“两个亿的损失，不是小数目。”周海涛继续说，“所以你们才这么着急，不惜违法也要请境外专家。我可以理解。但问题是——为什么走正规渠道合作不了？”
“因为……因为技术保密……”
“不对。”周海涛摇头，“国内那三家科研院所，我们联系过了。他们说，是你们矿业集团自己提出的合作条件太苛刻，要独占技术，还要压低价格。人家不愿意，你们就转头找境外。”
刘青低下头。
“还有，”周海涛翻开另一页，“我们查了你们集团过去三年的技术引进记录。一共七个项目，有五个是通过正常渠道合作的。只有这个提纯技术，走了歪路。为什么？”
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
刘青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因为……有人催得急。”
“谁？”
“集团领导。说这个技术关系到……关系到某个重要项目。”
“什么项目？”
“我不知道。”刘青苦笑，“我真的不知道。只知道上面很重视，下了死命令，半年内必须解决。”
周海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确认他说的是实话。
“好。”他合上文件夹，“最后一个问题。你说联系专家是通过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怎么找的？”
“是……是陈副总介绍的。”
“陈副总怎么说？”
“他就给了我一个电话，让我联系那个人。说只要钱到位，什么都能搞定。”
“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名字，只知道姓吴。五十多岁，说话带北方口音。”
周海涛记下，起身准备离开。
“周书记。”刘青叫住他，“我……我这算配合调查吧？能宽大处理吗？”
“看你的表现。”周海涛说，“如果还有隐瞒，谁也救不了你。”
门关上。
刘青瘫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上午十点，省委中心组学习会。
大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常委在前排，省直部门负责人在后面。李毅飞坐在靳国强左手边第二个位置，面前摆着笔记本。
吕飞主持会议：“今天我们学习京城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部署新要求，请同志们结合工作实际谈谈认识。”
按照顺序，从靳国强开始发言。书记讲了二十分钟，主要谈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接着是吕飞，重点谈经济领域的廉洁风险防控。
轮到李毅飞时，他翻开笔记本。
“我结合政法工作，谈三点认识。”李毅飞声音平稳，“第一，政法队伍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最近我们在办理一起案件时发现，个别政法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甚至与不法商人勾连。这说明，纪律建设一刻不能放松。”
李毅飞顿了顿，看到有几个干部低头记录。
“第二，执法司法必须规范透明。有些案件存在选择性执法的问题，同样的违法情形，处理结果却不同。这损害的是法治的权威，破坏的是群众的信任。”
会场很安静。
“第三，领导干部必须严格自律。”李毅飞抬起头，“特别是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情况，必须如实报告。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防止利益输送的重要措施。政法干部手中都有权力，如果家风不正，权力就可能被滥用。”
他讲完，看向吕飞。
省长点点头：“毅飞同志讲得很好，抓住了要害。从严治党，政法系统要带头。”
接下来其他常委发言。李福泽谈国企监管，郑卫鸣谈监督执纪，孙超谈干部管理。
李毅飞一直认真听，偶尔记几笔。
学习会开到十二点结束。
散场时，郑卫鸣走到他身边，压低声音：“毅飞书记，你刚才讲的那几点，很有针对性。”
“只是谈认识。”李毅飞说。
“认识指导实践。”郑卫鸣笑了笑，“你那个案子，需要纪委加大力度吗？”
“正在查，有进展再和您说。”
“好。”郑卫鸣，“放手干，纪委支持你们政法委工作。”
两人并肩走出会议室。
走廊里，罗志勇正好从对面走来，看见他们，脚步顿了一下，点点头，快步走过去。
下午两点，政法委会议室。
周海涛正在汇报案情进展，李毅飞听得认真。伍常温在旁边记录，简小强负责录音。
“目前可以确定几点。”周海涛说，“第一，矿业集团私下聘请境外专家，是为了解决选矿厂的技术难题。
第二，中间人姓吴，北方口音，是集团陈副总介绍的。
第三，技术问题关系到集团一个重要项目，具体是什么还不清楚。”
“那个姓吴的，查到线索了吗？”李毅飞问。
“正在查。但从通话记录看，这个人很谨慎，每次都用不同的号码，通话时间很短。”
“刘志远那边呢？”
“还在审。他承认打过招呼，但说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只是‘支持重点项目’。”
李毅飞沉默了几秒。
“两条线，都要盯紧。”他说，“矿业集团这条，重点查那个重要项目是什么。刘志远这条，查他背后还有谁。”
“明白。”
周海涛离开后，李毅飞对伍常温说：“公安厅那边配合得怎么样？”
“赵副厅长每天都来，但……主要是看材料，很少发表意见。”伍常温犹豫了一下，“昨天他提出，想调阅案卷全部材料，说是要全面了解情况。”
“你怎么说？”
“我说需要请示。”
“不能给。”李毅飞说，“案件正在侦查阶段，全部材料不能外泄。让他看摘要就行。”
“可是……他毕竟是副厅长……”
“副厅长也要守规矩。”李毅飞看着他，“常温同志，这个案子牵涉很广，每一步都要谨慎。你是常务副书记，要把握好分寸。”
伍常温重重点头：“我明白。”
下午四点，李毅飞回到办公室。
桌上放着一份公安厅刚报来的文件，是关于张涛那起信访件的补充调查报告。
他翻开看。
报告比上次详细，列出了每个办案人员的询问笔录，还有案件相关企业的证言。
结论依然是“工作失误，但无主观故意”。
最后附了一份处理意见：对直接办案民警予以通报批评，对张涛进行诫勉谈话。
李毅飞拿起红笔，在报告上批了几个字：
“处理偏轻，建议重新研究。”
批完，他把报告递给简小强：“转给伍常温，让他按程序处理。”
“是。”
简小强拿着报告出去后，李毅飞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流。
公安厅在拖。
用一份不痛不痒的报告，想敷衍过去。
但自己不能让他们敷衍。
这是原则问题，也是权力问题。
谁在这个问题上退让，谁就失去了话语权。
手机震动，是周海涛发来的短信：
“查到了。矿业集团那个‘重要项目’，是准备在版纳新建一个冶炼厂，投资三十个亿。已经立项，但技术问题不解决，项目就批不下来。”
李毅飞回复：“谁在推动这个项目？”
“正在查。但立项文件上有杨建国的签字，他是项目协调小组副组长。”
放下手机，李毅飞眼神沉了下来。
杨建国、矿业集团、三十亿项目、境外专家……
这些碎片，正在拼成一张完整的图。
但还缺最关键的一块——证据。
他需要确凿的证据，证明杨建国与这件事有直接利益关系。
光有签字不够，光有通话记录不够。
需要账目，需要录音，需要证人证言。
而这些，都需要时间。
也需要……一些助力。
他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
“郑书记，是我，李毅飞。有个情况想跟您沟通一下……”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但有些人，可能今晚会更难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