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在卡朗的第二天刚到办公室，政府办公室主任洛桑次仁就敲门进来了。
洛桑次仁四十出头，戴一副黑框眼镜，身材瘦削，说话时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周到。
他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男干部，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穿一件洗得很干净的深灰色夹克，站得很直，眼神有些紧张，却不躲闪。
“陈市长，您刚到卡朗，工作上总要有个人帮着跑腿、翻译、整理材料。”洛桑次仁笑着介绍道，“这是扎西顿珠，政府办综合科的干部，本地人，藏汉双语都熟，大学是在外地读的，毕业以后主动回了卡朗。以后就让他先跟着您，给您做秘书，您看行不行？”
扎西顿珠赶紧往前半步，声音不高，却很清楚地说道：“陈市长好，我叫扎西顿珠，雪域民族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毕业。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会认真学，也会认真做。”
陈默看了扎西顿珠一眼，一个本地年轻干部，懂藏语，又在外地读过大学，确实适合给他做秘书。
他刚到卡朗，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语言和地方情况不熟，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很多事会方便得多。
“可以。”陈默没有多想，点了点头说着，“先跟着吧。”
扎西顿珠明显松了一口气，低声应道：“谢谢陈市长。”
洛桑次仁脸上的笑意更深了一些，又叮嘱了扎西顿珠几句“多用心”“多请示”，这才退了出去。
陈默并没有注意到，洛桑次仁走出办公室以后，第一时间没有回政府办，而是拐进了楼道尽头的安全出口。他拿出手机，给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发了一条很短的消息：“人已安排到陈市长身边。”
几秒钟后，对方回了两个字：“盯着。”
而陈默这边，有秘书后，交给他整理这几年卡朗的重要文件，他回来看要看。
陈默独自出发了，扎西顿珠一怔，没想到陈默第一天就不让他跟着，但他什么都不敢问，看着陈默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陈默从市政府的车库里借了一辆老旧的猎豹越野车，没叫司机，也没通知任何人，只是跟政府办的值班员说了一声“出去转转”就走了。
车刚驶出政府大院，陈默就感觉太阳穴又开始隐隐发胀。
昨晚那种缺氧带来的闷痛并没有完全过去，只是被他压在了身体深处。
高原的反应不像普通感冒，睡一觉就能好，它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时不时按住他的胸口，提醒他这里不是京城，也不是江南。
他把车窗开了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得脸颊发僵。
新鲜空气并没有让呼吸立刻顺畅多少，反而因为太冷，刺激得喉咙发紧。
陈默没有急着加速，只是把车速压得很稳，一边开车，一边有意识地调整呼吸。
吸气，停半秒，再慢慢吐出去。
这是他这两天摸出来的办法，不能抢气，越抢越乱，越乱越喘。人到了这种地方，连呼吸都得学会服从节奏。
从卡朗市区到多吉县牧区的路大约五十公里，出了城区以后柏油路就断了，变成了一条坑坑洼洼的砂石路。
越野车在路上颠得厉害，方向盘像是活的一样在手里打着滑。
陈默把车速降到了三四十码，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抓着车门上方的扶手。
路两旁的景色在慢慢变化，离城区近的地方还能看到一些低矮的土房和几棵杨树，但越往外走就越荒凉。
土房变成了石头堆砌的矮墙，杨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草原上偶尔能看到几头黑色的牦牛，它们低着头慢慢地啃草，对轰轰驶过的越野车视若无睹。
开了大约四十分钟以后，陈默看到了铁丝网。
一道长长的铁丝网从公路边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坡上，像一条灰色的伤疤割在金黄色的草原上面。
铁丝网有两米多高，顶上缠着几圈铁刺，每隔二十来米钉着一块铁牌，上面写着“矿区重地禁止入内”。
铁丝网的那一边，草地已经被推土机铲平了，露出了下面褐色的泥土。
泥地上散落着碎石和轮胎印，远处能看到几台挖掘机和推土机停在那里，黄色的车身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目。
铁丝网的这一边，草地还在，但已经被牲畜啃得很薄了。
十几顶黑色的牦牛毛帐篷挤在铁丝网外面的一小片草地上，帐篷之间拉着晾衣绳，上面挂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和几条牦牛毛毯子。帐篷旁边散落着几堆干牛粪，那是牧民用来当燃料的。几个小孩光着脚在帐篷之间跑来跑去，脸上带着高原特有的红晕。
陈默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脚刚踩到地面，他眼前微微黑了一下。
不是很严重，只是一瞬间的发空，像有人把视线里的光抽走了半截。
陈默扶了一下车门，站在原地缓了几秒，等那阵眩晕过去，才把车门关上。
远处的铁丝网在阳光下泛着冷光，风从草原尽头吹来，带着干草和泥土的味道。
陈默深吸了一口气，胸口还是闷，但比刚下车时稳了一些。
这种身体上的不适反而让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卡朗不是纸面上的一个名字。
这里的每一步路、每一口气，都需要付出比平原上更多的代价。而这些牧民，却是在这样的地方一年一年活下来的。
他一走近，帐篷里的人就注意到了他。一个穿着深色藏袍的中年女人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然后缩了回去。
两个老人坐在帐篷门口的垫子上晒太阳，看到陈默走过来以后互相对望了一下，低声说了几句藏语。
陈默走到离帐篷最近的一块空地上站住了，他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帐篷群的北面是铁丝网，南面和东面是逐渐变薄的草场，西面是一条干涸的小河沟。
整个帐篷区大约只有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上百头牦牛和几十只羊挤在这么小的地方，草地已经被踩得稀稀拉拉的，很多地方露出了底下的黄土。
按照常理，这些牧民不应该住在这里。
这里离铁丝网太近了，草场面积也远远不够养活这么多牲畜。他们之前一定有更大的放牧区域，但那些区域被铁丝网圈走了。
一个穿着旧冲锋衣的年轻男人从帐篷里走了出来，二十出头的样子，脸晒得很黑，但说的普通话比陈默预想的要流利。
“你是？”年轻人打量着陈默问道。
“我是新来的市长，陈默。”陈默没有收着藏着，直接报了自己的身份。
年轻人愣了一下，然后转头用藏语喊了一声。
帐篷深处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走了出来。他个子不高但骨架很大，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手背上的皮肤粗糙得像树皮。
头上缠着一条褪了色的红色头巾，腰间系着一条宽大的牦牛皮腰带。
年轻人用藏语跟他说了几句话，老人听完以后抬头看了陈默一眼，眼神里有警惕也有疑惑。
“他叫阿旺曲扎，是这边牧民的头人，”年轻人给陈默翻译，“他说他不太相信你是市长，因为以前的市长从来没有到过这里。”
陈默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工作证递了过去，阿旺曲扎接过来看了一会儿，虽然他可能看不太懂上面的汉字，但证件上的照片和红戳他能认出来。
他把工作证还给陈默，然后侧过身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帐篷里很暗，光线从帐篷顶部的一个通风口透进来，照在地上的一小块空地上。
地上铺着牦牛毛毡子，角落里堆着几床棉被和一些生活杂物。帐篷中间是一个铁皮炉子，里面烧着干牛粪，冒着淡淡的烟。炉子上架着一口铁锅，锅里煮着不知道什么东西，散发出一股浓重的酥油味。
帐篷里的烟味和酥油味混在一起，空气比外面更闷。
陈默刚坐下，太阳穴就又跳了一下，胸口像压了一块湿布。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把坐姿稍微放低了一点，让肩膀放松，慢慢把那口气顺下去。
他不能在这些牧民面前显出不耐受，他们在这里住了这么久，吃的是干硬的糌粑，烧的是干牛粪，晚上听着风刮帐篷，白天看着铁丝网一寸寸逼近。自己不过是头痛、气短，就没有资格在他们面前先皱眉。
阿旺曲扎从一个旧木箱里取出了两个搪瓷碗，倒上酥油茶递给陈默。
陈默接过来喝了一口，味道比市政府办公室里的浓很多也腥很多，但他没有皱眉。
年轻人坐在旁边当翻译，阿旺曲扎开始说话了。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每说几句就会停下来等年轻人翻译。
“三年前矿企的人来了，说要在这边建矿场，让我们搬走。一开始说的是每家补偿八万块钱，帮我们在城郊建新房子。我们签了协议，按了手印。”
“后来呢？”陈默问道。
“后来只给了两万，剩下的六万说是‘分批拨付’，但到现在一分钱也没见到。”
“新房子也没有，只有城郊的铁皮房。有的人搬去了铁皮房，有的人不愿意搬就留在了这里。留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但草场越来越小，因为铁丝网一直在往这边推。”
陈默放下碗问了一句：“签的协议还在吗？”
阿旺曲扎从帐篷角落的一个铁皮箱子里翻了一会儿，拿出了一份皱巴巴的文件。纸已经泛黄了，边角被折了好几道痕。陈默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
协议书是统一的印刷格式，抬头写着“卡朗市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甲方是“卡朗区人民政府”，乙方是牧民的名字。协议上标注的补偿金额确实是八万元整。在协议的最下方，有牧民按的手印和签名。
但陈默注意到一个问题，手印旁边的签名不是牧民自己写的。字迹太工整了，跟手印位置的角度也不匹配。
如果一个人先按手印再签名，签名的位置应该在手印的正下方或者右下方。但这些签名全部整整齐齐地写在手印的正右侧，笔迹一模一样。
有人代签了所有的名字，陈默把协议书翻到背面，没有更多的内容。他把协议书还给了阿旺曲扎，同时用手机拍了正面和背面的照片。
“签名不是你自己写的？”陈默通过年轻人问阿旺曲扎。
阿旺曲扎摇了摇头，年轻人翻译道：“他说签协议的时候是在镇政府的会议室里，来了二十多个牧民。区里来的干部让他们排队按手印，说名字由工作人员代写就行了。好多人不认字，以为按了手印就算签了协议，就能拿到八万块钱。”
“当时有没有人把协议的内容念给他们听？”陈默又问道。
年轻人用藏语问了一遍，阿旺曲扎的脸沉了下来，说了一长串话，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拍了一下膝盖。
年轻人的表情也变得严肃了，说道：“他说没有。工作人员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政府征用草场每户补偿八万’，第二句是‘请大家按手印’。协议上具体写了什么条款，赔偿怎么分批发放，有没有附加条件，这些全都没有说。”
陈默又问道：“搬到城郊铁皮房的那些人，现在怎么样了？”
阿旺曲扎说了一句很短的话，年轻人翻译的时候犹豫了一下后，回应道：“他说，比这里还不如。”
帐篷外面传来了小孩的笑闹声，陈默掀开帐篷门帘看了一眼，三个五六岁的孩子在追着一只小羊跑。
孩子们都光着脚，脚底板上沾满了泥巴和干牛粪。其中一个男孩身上的藏袍袖子太长了，一直拖到了手指尖以下，他跑起来的时候袖子甩来甩去的。
“那些孩子上学了吗？”陈默又问道。
“最近的学校在城里，来回将近一百公里。以前草场没被圈走的时候，他们住得离城近一些，还能骑马去上学。”
“现在搬到了这么偏的地方，没有公路没有班车，只有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去读了，三年级以上的基本都不读了。”
陈默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跟阿旺曲扎聊了将近一个小时。
内容涉及草场面积的变化、铁丝网推进的时间线、牲畜因为过度放牧而减少的数量、以及那些搬去了城郊铁皮房的牧民的生活状况。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在了脑子里。
阿旺曲扎还提到了一件事，去年冬天有三头牦牛因为草场太小没有足够的草料，活活饿死在了铁丝网旁边。
牦牛倒下的位置离矿区的围墙只有不到十米，牧民们把牛拖走的时候，矿区的保安站在围墙里面拍了照片，笑着说了一句什么话。
阿旺曲扎不懂汉语所以听不明白，但旁边一个会一点普通话的年轻牧民告诉他，那个保安说的是：“死牛还堵着我们的路了。”
阿旺曲扎说到这里的时候嘴唇在发抖，陈默没有追问了。他把搪瓷碗里的酥油茶喝完，站了起来。
离开帐篷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太阳开始偏西，阳光从侧面打在草原上，把枯黄的草叶照得金灿灿的。
帐篷区边缘的一小片空地上，开着一丛不知名的花，花瓣是深粉色的，在风里轻轻摇晃。
陈默走到车边的时候，身后传来了脚步声。他回头一看，阿旺曲扎跟了出来。老人走得很慢，两条腿似乎有些不太方便，但他一步一步地走到了陈默的车门旁边。
他看着陈默，嘴唇动了几下。然后他用蹩脚的、几乎听不清楚的普通话说了一句话：：“市长，贡措湖的鱼，都死了。”
他说完以后站在那里看着陈默，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沉重的期盼。
那种期盼不是对一个官员的恳求，更像是一个绝望了很久的人突然看到了一丝可能性以后的最后尝试。
陈默看着他，心里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他没有说“我来解决”这种话，因为他还没有能力说这种话。
他只是点了点头，应道：“我知道了。”
然后他上了车，沿着来时的路开了回去。
后视镜里，阿旺曲扎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草原上的一个黑点，和那些帐篷、牦牛、铁丝网一起消失在了暮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