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涛看到胡步云主导的浩南都市圈、新能源布局，背后是巨大的政府投资、政策倾斜，以及隐约可见的地方债务风险和潜在的政商利益捆绑。
这种“政府强力主导+强人推动”的模式，在他眼中是粗放的、不可持续的，甚至是危险的，与国家强调的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战略方向存在偏差。
二是对“地方势力”的警惕与瓦解。 胡步云在北川经营多年，通过浩南都市圈、能源转型等大项目，以及“金鼎案”善后等事件，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
这在郑国涛看来，是不健康的。一个过于强大的地方派系，可能会影响政令畅通，形成“独立王国”，甚至滋生系统性腐败。
他的使命之一，就是要打破这种过于集中的权力结构，重塑省政府的权威，将北川的发展纳入国家整体战略和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因此，他必须挑战胡步云的权威，削弱其影响力，这并非个人恩怨，而是基于对“政治生态”的治理需要。
三是京都的战略意图与“鲶鱼效应”。 京都方面对胡步云这样的“能吏”是欣赏其能力的，否则也不会让他年纪轻轻就当上省委副书记。但也对其可能存在的“路径依赖”和“强势作风”心存顾虑。派郑国涛这样一位背景、风格截然不同的“空降兵”，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和制衡。
高层希望利用郑国涛这条“鲶鱼”，来激活北川的官场生态，打破可能存在的僵化格局，引入新的发展思路，同时也能借此更清晰地考察胡步云的韧性、格局和真正的忠诚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郑国涛是带着“尚方宝剑”来对胡步云进行一场“压力测试”。让胡步云不知道的是，这竟然是高隆的授意。
因此，郑国涛对胡步云的“针对”，是结构性的、是使命驱动的。他看似针对胡步云个人，实则是针对胡步云所代表的那种发展模式和政治生态。
他揪住姚云野项目、南风集团的旧账、金融风险不放，并非吹毛求疵，而是要以此为突破口，证明旧模式的弊端，从而确立新规则的权威。
在他冷静的目光背后，是对北川长远发展的责任，也是对更高层面战略意图的忠实执行。
他与胡步云的斗争，是两种发展理念、两种治理模式在北川这个舞台上的必然碰撞。
胡步云想守护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北川奇迹”和其赖以生存的权力根基；而郑国涛要构建的，是一个在他看来更健康、更规范、风险更可控的“新北川”。
这场较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能温和收场。
郑国涛也清楚，现在全面进攻时机未到，胡步云在北川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强行推倒可能引发不可控的连锁反应。
他需要的是精准地“点穴”，瓦解其支撑体系，让那棵大树从内部开始松动。
沈云鹤呈交的金融风险初步排查报告，成了他的“穴位图”。报告没有直接指控任何人，却用冰冷的数据和案例，勾勒出几条若隐若现的“问题脉络”。
“步云同志有魄力，有担当，这是优点。但我们有些具体办事的同志，理解可能出现了偏差，把‘魄力’当成了无视规矩的‘蛮力’。”在一次小范围的经济工作碰头会上，郑国涛强调，“发展，不能建立在沙滩之上。尤其是金融领域，一个蚁穴，就可能溃千里之堤。”
他随即指示审计厅、财政厅、发改委组成联合工作组，进行“重点项目合规性抽查”。名单是精心拟定的：
浩南经开区，于洋飞麾下一位颇为得力的副主任分管的“中小企业创新孵化基金”，被查出存在“违规向不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变相担保，潜在代偿风险较高”的问题。
这位副主任是于洋飞的左膀右臂，办事雷厉风行，但也确实存在为了赶进度、出效果而“特事特办”的情况。审计报告措辞严谨，但“违规”、“风险”字眼扎眼。
浩南市，姜宇豪力主推进的“城市智慧停车系统”一期项目，在招标环节被指出“技术参数设置存在倾向性，排除潜在竞争者，违反公平竞争原则”。
这个项目姜宇豪本想作为智慧城市的亮点，招标文件他亲自把关过，当时觉得为了确保项目质量，设置一些“合理”的门槛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