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处于风暴眼的章静宜，在快速处理完危机后，病了一场，说是劳累过度，在家休息了几天。
只有她自己知道，那是一种心力交瘁和难以言说的失落。
李二虎再不堪，也是跟着她打拼的“老人”，如今由她亲手将其送走，果断切割，虽然是为了大局，但心里那关，并不好过。
胡步云本人，在书房里独自坐了很久。窗外是北川省的万家灯火，璀璨而宁静。他用最快的速度，切除了一处可能致命的病灶，但他没有丝毫轻松，反而感到一种更深的疲惫和孤独。
李二虎事件像一次精准的爆破，暴露了他权力根基下的脆弱一面。郑国涛的“规则”之网正在收紧，沈云鹤的“金融”探针还在深入，内部的裂痕需要弥合，而那个隐藏在境外、与梁文渊若即若离的阴影，更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何时会落下。
他拿起笔，在一张便笺上写下了几个关键词：郑、沈、梁、内部、境外。然后，用笔将“内部”重重圈了起来。
眼前的危机暂时度过，他需要重新布局，需要找到新的支点，也需要……清理门户，整顿内部，让这艘大船能以更坚固的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
位于京都某高档写字楼的“亚太战略与发展研究所”会议室内，一场小范围的报告发布会正在举行。
没有镁光灯的频繁闪烁，只有几位记者和受邀学者的安静记录。
主讲人梁文渊身着剪裁合体的中式立领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学者特有的沉静与自信。
他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着报告的英文标题，翻译过来赫然是：《“北川模式”的隐忧：非均衡发展、政商融合与区域性金融风险积累》。
这份以梁文渊为第一作者，由他与境外“欧亚政策与安全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专题报告，厚达百余页，充斥着复杂的数学模型、详尽的数据图表和看似客观中立的案例分析。
报告避开了情绪化的指责，通篇采用严谨的学术语言，但核心论点却像一把精心打磨的匕首，寒光闪闪：
报告“深入剖析”了北川省在过去几年“超常规”发展下的结构性隐患。它指出，资源过度向浩南都市圈倾斜，导致了省内区域发展的“严重失衡”；
政府通过城投平台和行政指令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扭曲了市场信号”，埋下了“债务风险”的地雷；
更致命的是，报告以隐晦却清晰的笔触，描绘了一种“权力与资本深度绑定”的图景，暗示重大政策和发展规划“显着倾向于与权力中心关系密切的特定企业”，造成了“竞争环境的不公”和“金融资源的严重错配”。
报告中谨慎地没有出现“胡步云”三个字，但它所引用的案例时间点、项目名称、企业受益情况，无一不精准地指向胡步云主政北川以来大力推动的核心政策和其关联企业尤其是南风集团。
报告甚至“忧心忡忡”地预测，这种“缺乏有效制衡和透明度”的增长模式，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可能引发“地方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报告完成后，首先通过境外学术期刊和特定智库平台进行发布，随即被几家惯于炒作中国内部话题的境外媒体摘要转载，冠以“中国内陆增长奇迹背后的阴影”等耸动标题。
很快，这份报告的摘要和核心观点，通过防火墙内的特殊渠道，像细微的病毒一样，在国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圈子、部分高校经济院系以及关注时政的网络上小范围流传开来。
虽然未能进入主流舆论场，但其“学术外衣”和“数据支撑”，使其具备了一定的迷惑性和杀伤力。
在一些私下交流的饭局、微信群和论坛里，开始有人意味深长地讨论：“看来北川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啊……”、“梁教授敢说真话，这份报告一针见血。”
这份带着明显倾向性的报告，自然也第一时间摆上了北川省核心决策者的案头。
郑国涛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仔细阅读了秘书整理的报告摘要和部分国内“讨论”的动向。
他靠在椅背上，指尖轻轻敲击着光滑的红木桌面，脸上看不出喜怒，只有眼中闪过一丝了然。
他拿起内线电话：“通知一下，明天上午九点，召开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季度例会，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