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褚峻峰这是向常委会承认，袁阔海这位星城市委书记在经济领域的权威，并给他足够的舞台和权力。
深一层的意思，也是将最重的担子压在他身上。
跨市场风险排查需要大量的数据共享和部门协同，在现行体制下极易陷入扯皮和推诿。
做好了是功劳，做不好或者进度缓慢，就是能力问题。
更隐晦的杀招是，袁阔海的这个组与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接口最多，无形中也将袁阔海和李怀节更紧密地绑在了一起。
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会促使马钧来搅乱跨市场的金融秩序。
出事之后，不要说李怀节、袁阔海了，连远在京城的廉克明都要担举荐之责。
这完全符合他“把水搅浑”的计划。
至于把证券业协调组交给分管副省长，算是中规中矩。
姜成林仔细一分析这种“1+5+N”的架构，发觉自己这个常务副组长，看似负责全局，实际上只是个虚名。
他的具体抓手反而被五个协调组分散了。
褚峻峰自己作为组长，牢牢掌握着最终决策权和人事调整权。
也就是说，他被褚峻峰轻轻松松就给架空了。
这才是官流子！
面对褚峻峰这种典型的流氓手法，姜成林更加担忧这次金融大排查所引发的后果了。
他抬头，目光从褚峻峰那张瘦削阴沉的脸上掠过，看向袁阔海，看着他眼里的忧郁。
袁阔海点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分而治之”这四个字，笔锋很重。
他再次抬起头，迎上褚峻峰看似征询实则笃定的目光，缓缓开口：“书记这个架构考虑得很全面，我个人原则上同意。”
我有一个疑惑、一个请求，请褚书记斟酌！”
褚峻峰看着袁阔海那沉稳坚定的眼神，看着他笔直的坐姿，思考了一会儿，这才缓缓点头。
“褚书记，省委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领导我们这个‘5’的具体工作？
听取汇报？
开会研讨？
还是进行具体指导？”
袁阔海的问题直接而尖锐，手术刀一样，精准切入到这个架构最核心的点。
我们必须明确“1”的权力边界。
这就有点“先小人后君子”的意思了，大家都把眼神看向首席上的褚峻峰，等着他的解释，或者搪塞。
“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有点刺刀见红的意思啊！”
褚峻峰一边打着“哈哈”，一边在脑子里组织词语。
“‘怎么领导’，决定了领导小组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实体，还是只是一个挂名的空壳。”
他稍稍停顿，让这句话的分量沉入每个人的心里。
“我的考虑是，领导小组实行‘三轨制’运行。”
褚峻峰开始阐述他的设计，“第一条轨道，是常规工作汇报机制。
五个协调组每周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工作进展简报，办公室汇总后报我和成林同志。
重大事项随时报告。”
“第二条轨道，是月度专题会议制度。”
他的语气加重，“每个月第一个工作日，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听取五个协调组的专题汇报，研究解决跨部门、跨领域的重大问题。
这个会议，我亲自参加，成林同志主持。”
“第三条轨道，是重大事项决策机制。”
褚峻峰的目光变得锐利，“涉及跨市场风险处置、重大政策调整、重要人事建议等事项，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方案，报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审议。
领导小组的决议，各协调组必须执行，相关部门必须配合。”
这个“三轨制”设计，表面上赋予了领导小组实实在在的权力，但细品之下，权力的重心仍然牢牢掌握在褚峻峰手中。
月度会议由他亲自参加，重大事项需要领导小组决议。
而领导小组的核心，就是他、姜成林和处于暂停工作状态的程云山。
在程云山缺席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他和姜成林两人。
如果姜成林不配合，或者两人意见相左呢？
会议纪要上会怎么写？
决议如何形成？
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些简单的问题，大家都能想得到，大家的沉默在于，要不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袁阔海的选择是，不提。
这些权力运作的空间，并不是褚峻峰一个人可以利用的，姜成林也可以。
“褚书记，您讲的非常清晰。”袁阔海话题一转，“接下来我要向常委会提一个请求。
我所负责的跨市场风险协调涉及部门众多，数据壁垒客观存在，协调难度极大。
我请求，在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立一个‘跨市场风险数据分析研判小组’，由办公室直接领导。
负责打通数据、建立模型、提供统一的研判报告，供各协调组参考。
这样可以提高效率，避免重复劳动和数据打架。”
这个建议非常技术性，也非常关键。
它实质上是想在袁阔海牵头的协调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之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由办公室直管的技术支撑平台。
这既能让袁阔海借助办公室的力量推动工作，也能让李怀节通过这个平台，深入到跨市场风险排查的核心，掌握关键数据和信息。
褚峻峰的手指头无意识地微微抖动，这是他正在进行深度思考的标志。
他当然听出了袁阔海的意图，但这个提议本身合情合理，难以拒绝。
强行否决只会显得自己心胸狭隘，阻碍工作。
沉吟片刻之后，他沉着点头：“可以。”
“这个数据分析研判小组，就由办公室副主任李怀节同志具体负责筹建和日常管理，阔海同志你总体把关。
需要什么支持，办公室协调。”
“好。”袁阔海干脆地应下。
这一步，为李怀节切入核心业务打开了通道。
接下来，关于工作机制、排查范围、时间节点等具体问题，常委会又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讨论。
褚峻峰试图将“第一阶段重点机构排查”的时间压缩在三个月内完成，但遭到了秦汉、袁阔海等人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金融风险积累非一日之寒，排查不能搞“大跃进”，尤其是涉及企业经营和民生相关的信贷业务，必须慎之又慎。
最终，在姜成林的调和下，双方达成妥协：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动员部署和方案细化；
再用四到六个月时间，分批次、有重点地对主要金融机构和风险领域进行排查，整个周期拉长到半年以上。
同时明确，排查期间要保障正常金融服务不断、企业合理融资需求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