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内，对于法治和义务教育的建议，几个徒弟都十分认同李旭东的看法，可对李旭东说要模糊改革的性质，他们都有些不太乐意。
“这市场经济肯定是要放开的，放开了市场，就等于引进了竞争机制，可要达到全民富裕，又该怎么办到呢？”胡青松摸着后脑勺问道。
“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机制，那内地的那些工厂咋办？机器全换成国外的，可能吗？咱华夏哪来那么多外汇购买机器啊。”文建平反问完，还小心的看了李旭东一眼。
“你这个全民富裕是指吃饱穿暖，还是像国外一样，自己有房有车？”谢冠军反问道。
“什么叫全民富裕？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你好逸恶劳，睡到日上三竿，他精明能干，起早贪黑的劳作，你花钱大手大脚，他精打细算，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瓣花，你喜欢吃喝玩乐，他乐意省吃俭用，同样多的钱，你花的快，他存的多，你败光了家底，卖房卖地，他积累了家财，头脑又灵活，赚了钱就买地，最后你成了佃农，他成了地主，怎么可能做到全民富裕？”
郑桐是学问最高的，也是经历最多的，在当知青的那几年，他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全民富裕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我们要改革要开放，就必须要引入国外的投资，这些资本家能在内地赚钱，那咱们内地人能不能开办企业，做个民族资本家呢？如果国家不允许，那凭什么国外的资本家能投资，内地人不能？如果允许私人开办企业，那国家算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呢？”
李旭东不等大家回答，继续说道：“我们都是凡人，自私自利就是我们的本性，自己的东西和公家的东西不是一个概念，我的就是我的，我不同意，你不能要求我拔一毛而利天下，所以我们都有私欲。”
“在没有进入发达国家之前，我们一味的计较姓资还是姓社，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这次内地的改革停滞，就是计划经济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咱们的人口巅峰还没到来，十几亿人，人吃马嚼，全靠计划经济完全不现实，毕竟现代工业文明和咱们建国时期的工业力量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就非常重要了。”
“呃，咱内地有这种当民族资本家的人吗？”谢冠军问道。
“知道落叶归根么？好些建国时代跑出去的民族资本家虽然年纪大了，但他们心里想的就是内地的家乡，如果有好的政策能够保持二三十年不变，那些侨胞会到内地去投资的。我也是老派人，不愿意离开家乡，才会为内地出谋划策。如果内地同意我办公司，不说多了，搞几家能安置三五十万个工作岗位的公司，还是没啥问题的。”
不是李旭东自负，一家汽车制造厂，一家造船厂，一家半导体公司，能安置的工人虽然不多，但其配套的工厂需要的工人就多得很了。
“三五十万个工位？师父，您没弄错吧？”胡青松张大了嘴巴问道，不是他一个人惊讶，而是大家全都惊讶得很，内地一个扫大街的临时工，得花几百才能得到这个岗位，正式工工作岗位根据分工不同的原则，价格为八百元到一千贰佰元。这要是收钱卖工作岗位，得卖多少钱呐。
“一家汽车厂制造汽车，需要的钢材、铝材、硬塑件、玻璃、线材等等，哪样不需要配套？要是建个能造十万吨级的造船厂，不说港口、船坞、船台等等，就是需要的钢材，那也是个天文数字。至于半导体公司，你们想想，未来是电器的时代，是电脑的时代，电子元件就是未来。这样的朝阳产业，又是密集劳动型的产业，有这三家工厂，安置下几十上百万工人，多么？”
从老美和小日子回来，这些徒弟的眼界打开了，知道李旭东说的都是大实话，可现实问题是内地究竟允不允许大陆户籍的人开办工厂，毕竟这涉及到政治问题。
“多倒是不多，但是师父啊，您为什么不当个海外侨胞呢？当了侨胞，您在内地的投资不就可以绕开这个姓资姓社的难题了么？”谢冠军对政策倒是十分了解。
“海外侨胞就是无根的浮萍，与其在国外当个二等公民，为什么不堂堂正正做个华夏人呢？总不至于外国人能在华夏做的事，没道理不准咱国人去做吧？难道在咱自己的国度里，外国人是一等人，咱华夏人是二等公民不成？没道理的事情！”
“再说华人在海外经营也有两百年的历史了，为什么没有一个华人成为知名的大富豪，是我们华人不够优秀么？显然不是！这里面的细节等过完年我在和你们细说。总之，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靠山，我们即使成为了海外侨胞，一样要被人欺侮。”
“内地想要发展，接受海外投资的问题就迟早要解决。我这么做，不过是自己解决不了难题，那就把难题上交转移，让别的领导去头痛吧。”
选择发展，走出自己的路，还是坚持按照苏联的模式走，上面总得有个定论，不然华夏特色社会主义哪里来哟。
不改革，华夏的四个现代化就会停滞不前，社会就得不到发展，就会成为一潭死水。
改革，需要大量的热钱涌进来投资，热钱从哪里来，还不是资本家带来的么，没有利益，热钱凭什么进入华夏，既然国外的资本家能进内地投资，没道理内地的人不能进行投资活动吧。
按资分配也好，按劳分配也好，都是在追求效益，同时也在维持一种平衡。
这种平衡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公平”。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就像是一个跷跷板上的两端，注重公平，效率一定会受打击；关注效率，就别指望能有太多公平。
为什么马克思和列宁提出，资本主义之后才是社会主义呢？
说到底，还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
人类的生存是需要物质基础的，我们不能凭空设想出一种社会制度，然后强行安排一切事物都能在这个制度下有序发展。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公平，其实现的前提在于你得先有效率，才能再考虑牺牲多少的问题。
回归到现实，全社会公平的实现，也势必要建立在很高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大家能够相对容易的过上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生活，才能去考虑如何实现普世性的公平。
新华夏建立之初，大家抱着极大的热忱去建设祖国，也幻想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了，很多人吃上了大锅饭，就不再愿意继续努力搞创新搞生产了，这是规律，也是人性。
当时的人民之间确实也没啥矛盾，你有破裤衩，我有烂拖鞋，谁也别羡慕谁，大家穷的整整齐齐的，稍微来个有点威胁的天灾人祸，大家就只能一块儿挨饿等死了。在这种物质水平下谈公平，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只有通过弱化意识形态的束缚，面对生产力低下的现实，在部分领域里有条件有节奏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激活经济动能，才能实现华夏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奇迹。
“师父，我算是见识了啥叫糖衣炮弹。不过您就不担心您刚在内地投完资，国家就把您的投资收归国有吗？毕竟这样的事之前就发生过。”谢冠军问道。
早两天李旭东就给他们讲过历史总是不断在重复，如果这重复的历史在李旭东投资内地之后发生，谢冠军都不知道自家师父这行为是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还是叫“在同一个地点摔倒两次”了。
“呃，师父啊，您这是想让内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啊。”胡青松憋了好久，终于忍不住说道：“我们的前辈好不容易建立了新华夏，就是想要消灭剥削，让大家都过上公平公正的好日子，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些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的前辈们不是白死了么？”
“我们走了这么些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批资斗休，和西方欧美国家为敌，还活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另类，内外无援，还有余力发展下去么？再不开放搞活，不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咱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拉越大，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将因为没有足够的工业文明而成为全天下最大的笑话。”郑桐摇头说道。
几千年的封建农耕社会让农民同志习惯了长久以来的农耕生活，土地是自己的，那就精耕细作，土地不是自己的，那就把自己当做佃农，只要饿不死就行了。
可真正见识到国外高科技的外交人员和因公出国的同志心思就完全不同，有报国心的同志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真心希望自己的祖国能真正做到超英赶美，私心更重的就想着做个黄皮白心的香蕉人。
“呵呵，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一个一穷二白的人想要成为富豪，自身努力是必须的，但除此之外，没有贵人提携，你就永远只能在泥地里打滚。以前是苏联拉了我们一把，现在是欧美递来了橄榄枝，抓住了机遇，我们就能实现经济腾飞。”
“但是咱们不能一边享受着他们资本的援助，还不让他们拿到投资回报吧？既然国外的资本家能做，那咱们是自己人，为啥自己人却不能做呢？”
甭管悖论不悖论，资本主义是我们给他的叫法，他们自己叫民主社会。
另外概念也要搞清楚，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是私有制社会，我们说的公有制是指公有国有企业，这和马克思的公有制社会是两个概念。
至于社会主义这个词，也有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们的社会还不是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只是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它的基本范畴都还属于资本主义经营的范畴。
“效率和公平是两种制度的基本结构，但不是框架里的最核心的元素。说到底不管什么制度什么社会还是得面对财富分配的根本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坐在一起空谈什么理想，社会进步得靠生产力发展和推动。”
“作为两种社会形态和制度，各有优缺点，人类文明进程也证明了前进方向上的反复，趋势是更改不了的。资本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本的私有化，社会主义的属性决定了全民的需求基本兜底并逐步提高。”
“十年前的阶级斗争意识依然存在，只是被公平正义抹平了，如果不在发展中继续解决系列问题，就会继续出乱子。”
李旭东的话引得大家一阵沉默，社会不进步，生产力发展不上去，再崇高的理想，也得被现实的大海冷冷拍下。一味的争论姓资姓社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关键还是得发展生产力。
“师父，按照您的说法，这社会主义咱们就实现不了啦?”胡青松问道。
“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是指所有的都得是国有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点你们都能认识到吧？”李旭东问道。
众人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物资匮乏，对物资的需求就成了大众之间的矛盾。
“人类的生存是需要物质基础的，我们不能凭空设想出一种社会制度，然后强行安排一切事物都能在这个制度下有序发展。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公平，其实现的前提在于你得先有效率，才能再考虑牺牲多少的问题。回归到现实，全社会公平的实现，也势必要建立在很高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大家能够相对容易的过上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生活，才能去考虑如何实现普世性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