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制科的同考官，现在还是有一些热门人选的，首先就是翰林学士兼国子祭酒郭正域，郭正域以博学和刚正闻名，曾参与《大明会典》的编修，同时力图振兴馆阁文学，郭正域一生着作颇丰，博涉经史，雅好文章，在国子祭酒任上，严厉整顿国子监，使得国子监的学风士气得到极大的整顿。
当年李成梁孙以都督就婚魏国徐弘基家，骑过文庙门，学录李维极执而止之。李氏苍头数十人蹋邸门，弘基亦至。正域曰：“今天子尚皮弁拜先圣，人臣乃走马庙门外乎？且公侯子弟入学习礼，亦国子生耳，学录非抶都督也。”令交相谢而罢。
此举使得郭正域在朝中名声大噪，因为李成梁可是当今天子的爱将，爵封国公，专阃一方，但是一旦有违礼之事，郭正域一样予以纠劾，而朱载坖听说了之后也是一笑置之，并没有处罚郭正域，而且命令李成梁的这些孙子们都滚去国子监学礼。
除此之外，就是现任翰林侍读学士焦竑，他是隆庆二十三年的状元，他博览群书、严谨治学，尤精于文史、哲学，为本朝杰出的思想家、藏书家、古音学家、文献考据学家。在学问上，焦竑绝对是没得说的，连申时行都向朱载坖密疏推荐，称赞焦竑的才识优长。
除此之外，还有学部左侍郎吕坤，虽然吕坤的科名并不是很高，也并非翰林官员出身，但是朝野上下对于吕坤的才学都是很认可的，尤其是他对于经义的研究，被成为本朝第一，吕坤认为：“道器非两物，理气非两件，成象成形者器，所以然者道；生物成物者气，所以然者理。”吕坤还系统的批判了理学家把道与器、理与气分割开来和“理在气先”等说法，在经义上是有极为突出的造诣的。
除了他们之外，由于现在心学流行，朱载坖认为也要选拔一位有心学背景的同考官来，但是王门七派，要选择哪一派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最终朱载坖在和太子、以及部院重臣们商量了之后，还是决定以王门江右学派作为重点。
之所以选择江右学派，首先是江右学派和朱载坖本人有很深的渊源，当年支持和维护朱载坖地位的嘉靖重臣们，大多都出身于王门江右学派，如欧阳德、聂豹、徐阶、李春芳等人，都是江右学派的代表人物，所以江右学派本身就和朱载坖有很深的瓜葛。
同时江右学派的思想也是王门七派之中比较能够被人所接受的，泰州学派过于惊世骇俗，是朝廷所无法接受的，江右学派主张学问的目的是迁善改过。所谓“学问之道无他也。去其不善，以归于善而已矣”，“迁善改过，即致良知之条目也。果能戒慎恐惧，常精常明，不为物欲所障蔽，则即此是善”。又说：“慎独之功，即从戒惧抽出言之。盖未有独处致慎，而不为戒慎恐惧者”。相对比较温和，能够被朝廷所接受。
而经过官员们的举荐，现任四川提学郭子章被推举担任同考官，他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稍长，博览诸子百家，并对《左传》《尚书》《易》《毛诗》《礼记》等经典着作有特殊兴趣。他还善于天文、历算，又会写文章，引起时人的重视。郭子章理政有治绩，但他为人所知，主要在学术方面。
二十六岁时，郭子章来到求仁书院，师从胡直，学习儒学。胡直，字正甫，号庐山，嘉靖年间进士，和郭子章一样，是江西泰和人。曾任四川参议、湖广督学、广西参政、广东按察使、福建按察使等职。胡直自二十六岁起师从王守仁嫡传弟子，也是江右王学的代表人物欧阳德，学习心性修养。三十一岁时，胡直又拜王守仁另一嫡传弟子罗洪先为师。是江右学派的嫡传弟子。
除此之外，朱载坖还特旨调中南总督李贽回朝担任同考官，李贽本人是制科出身，才学治绩自然是不用多说的，但是之所以没能够像另一位制科出身的徐渭一样获任部院堂官，主要是因为他那张破嘴，作为泰州学派的大佬，他自然是对于理学大家嘲讽，为此经常和一些理学出身的官员辩论，搞得自己人缘极差，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李贽的治绩和考绩都很好，但是部院和科道对于用他是极为谨慎的。
尤其是都察院，多次将其晋升部院的决定予以否决，但是这么多年的官场历练之后，李贽已经收敛了很多，而且即便是申时行等人，也承认李贽的才学还是非常之不错的，至人之治”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
同时由于有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李贽的很多主张朱载坖都是很认同的，李贽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
还有就是重视国防，这点也是很多大明官员所不愿意提及的，李贽就公开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
李贽也是积极鼓吹改革的人物，他认为：“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行，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商法哉？于世推移，其道必尔。”
对于这些主张，朱载坖认为都是大明现在所极为需要的，所以朱载坖特旨任命李贽为同考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