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使得现在大明民间几乎是不承认蒙元的正统性的，朝廷要编撰统一的史学教材，首先就是必须对于此事予以解释，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在坐的都是在朝堂上混了这么久的了，政治有权衡是很正常的，什么君无戏言都是扯淡，朱载坖本人就是画饼的高手，太祖的这些操作是很正常的。
在反元的时候，自然是要高举驱逐胡虏的大旗，等到统一之后，为了拉拢北方的士绅们，也要承认蒙元的正统性，这点在政治上是很正常的操作，但是现在朝廷在编撰史学教材的时候，必须对于太祖的这一整套行为做盖棺定论的评价，核心问题就是本朝的正统性，同时对于现在的华夷之辩，也必须要予以考虑。
首辅申时行状元出身，大魁天下，对于这些自然是极为熟悉的，申时行首先说道：“陛下，殿下，孟子言：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申时行的看法是很简单的，华夷之辨属于政治文化理论范畴。其核心要义是崇尚文明,以文化标准来判别某一政权文明还是野蛮。此评判与政权的族别、地域无关,且只针对政权而非个人。简而言之，对于蒙元的评价也是如此，元世祖能够倾心向化，所以才能够有天下，得到天命眷顾，但是其后世子孙不能向化，天命自然就不在蒙元了。
所以太祖起兵讨元，既是反抗元的暴政，也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顺天应人之举，这两种是统一的，变化的是蒙元，而非太祖。
这点也得到了辅臣们的赞同，罗万化分管外交、理藩等事务，对于此事还是有发言权的，他说道：“陛下，殿下，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之,有华夷乎? 夫华夷者辩在乎心,辩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
同时，对于太祖在讨元和安定中原之后的不同态度，重臣们也做了解释，谕中原檄中虽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语，但其目的却并不是要强调族群冲突从而将少数族群彻底驱逐，而是要激发中原民众的华夏认同，避免其“反为我仇，挈家北走”，这是太祖极为高妙的政治智慧。
同时在天命上的承元也是对于大明来说又很现实的政治利益，“承元”的正统策略一道为大明统辖宋代版图之外的地区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因为本朝的疆土除了辖有两宋故地之外，还辖有曾属于元朝但不曾属于宋朝的大片疆域。虽然这些土地大部分是汉唐故土，但本朝若在正统谱系上“继宋”而不“承元”，无疑会削弱其在不曾划入宋朝版图的东北、甘肃、云南等地区的统治基础。
所以承元是必须的，但是承元并不意味着承认蒙元的正统性，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内阁认为，本朝的正统性，应该用太祖的即位诏书来予以解释。
当年的诏书是说的很明白的：“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蛮夷，各处扰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皆已勘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俯徇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
申时行说道：“陛下，殿下，谨按太祖之初心，天下取自群雄之手，亦无表示新朝是承蒙元而来。”
这个是很好解释的，就以天命的为例，原本天命在蒙元，但是由于蒙元失德，所以天命抛弃了蒙元，那蒙元应该怎么办呢？上报损失，滚回草原放羊去，但是让蒙元失去天命的，不是大明，大明不是从蒙元手中将天命取过来的，因为有个中间商，就是元末的群雄们，他们首先起来反抗蒙元的统治，使得天下大乱，蒙元丧失了天命和天下，但是这事和大明没有任何关系。
大明取得天下，是因为太祖皇帝英明神武，开国将士舍生忘死，削平群雄而得到了，大明是从蒙元手中得到了天下，大明该怎么办？自然是上报缴获，在应天府即位。
同样是天下，但是过了元末群雄这一道手，性质就完全不同了，蒙元有蒙元的账，大明有大明的账，大家各算各的，才能够将此事搞清楚的，天命和天下是不同的，天命乃是上天的意志，蒙元失德，所以天命转移，这与大明无关。
而天下，大明也不是从蒙元手中所取得的，是从元末群雄手中所取得的，这样做可以建构取代蒙元的合法性，即蒙元并非大明所灭，大明获取的是早已被群雄攘夺的天下，这样这个事情就算弄清楚了，蒙元损失了天命和天下，但是和大明无关，而大明取得了天命和天下，也和蒙元无关。
承元的只是天命，因为这是上天的意志，不因人力而转移，而非所谓正统性，群臣们认为，还是要否认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后的正统性，因为后来的蒙元政权，已经是狄夷而非中华，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建立本朝，所为的就是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实现春秋正义，这点是本朝的正统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