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看啊，咱们得把这本书引进国内，翻译成中文出版。
一来能让国内群众看看，咱们的同志在海外也能创作出这样受追捧的作品。
二来，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新形式，让大家了解外国读者的喜好，说不定能给咱们的对外文化传播带来些新启发。”
会议室里的讨论顿时热烈起来，大家纷纷点头赞同，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有意义。
国内的领导们心中，其实有着更深切的期盼。
他们自然希望顾从卿笔下的作品，能深深烙印着中国文化的印记。
若是能借着书籍的传播，让世界窥见中华大地的千年传承，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与大国风采，那无疑是极具意义的文化交流与展示。
但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跨文化传播中那些现实的阻碍。
首当其冲的便是“水土不服”的问题，不同的历史脉络、价值观念与生活习俗，如同无形的屏障，让带有浓厚本土色彩的内容很难快速被异国读者理解和接纳。
更重要的是，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慕强”心理，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文化的传播轨迹。
当一个国家足够强大时，其文化与理念往往能更轻易地获得他人的关注与学习，因为强大的实力本身就赋予了文化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可若在对方的认知里，你的力量尚未得到充分认可，他们难免会生出疑虑：“你们的文化，真的能比得上我们自己的吗？”
这种潜在的心态，无疑会给文化传播之路增添不少阻力。
顾从卿对此早有深思，他在呈给国内的报告中，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考量：现阶段选择以笔名出版，且以西方社会为故事背景，正是为了先打破文化上的隔阂。
就像入乡随俗一般，先用当地读者熟悉的语境讲述故事，让作品能顺畅地走进他们的视野，被更多人看见、接受，积累起足够的影响力。
而等到时机成熟，他会慢慢在故事中融入中国元素——或许是一句充满哲理的古训，或许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传统习俗，又或许是一种温润谦和的处世态度，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西方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这种先适应、再渗透的策略，既尊重了文化传播的规律，也体现了一种长远的耐心。
毕竟，文化的交融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如同春日细雨滋养大地，唯有慢慢浸润，才能让不同的文化在彼此理解中绽放更丰富的光彩。
外交部会议室里，暖气打得很足，长条桌上摆着《血字的研究》的英文原版和几份翻译初稿，封面上的福尔摩斯侧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
外文局局长推了推眼镜，手指在书页上轻轻点着，语气里满是赞叹。
“同志们可以看看这些读者来信的摘录，”他拿起一份文件，声音洪亮，“英国的老太太写信到出版社，说要给福尔摩斯寄围巾。
还有年轻人真去贝克街找221b，连当地警局都接到不少问路的电话——这哪是读小说，简直是把故事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坐在对面的外交部领导点点头，指尖在桌面上敲了敲，“顾从卿这步棋走得巧啊。
等他们知道作者是个华国人，肯定惊掉了他们的下巴，让他们感叹，华国人真厉害啊！。”
一位参与过中外文学交流的老干事补充道：“关键是这故事的质量硬。
我翻了几章，里面的推理逻辑严丝合缝，连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细节都抠得准，难怪能让英国读者信服。
这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的同志不仅懂外语，更懂人家的文化根脉。”
局长接过话头，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所以我提议，立刻组织顶尖翻译团队，把这本书译成中文。
一来，让国内读者也看看，咱们的年轻人能写出让外国人着迷的故事。
二来，这也是个很好的范例——告诉大家，文化走出去，不一定非得端着架子，用人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反而能走得更远。”
有人提出疑问：“侦探小说在国内还不算主流，引进之后会不会水土不服？”
“不会，”局长胸有成竹地笑了，“好故事不分题材。
你看这福尔摩斯，观察入微、追求真相，这不正合咱们讲究‘实事求是’的道理？
再说，书里写的是英国，但字里行间藏着的那份对人性的洞察，是相通的。
我敢保证，国内读者也会喜欢这个‘外国神探’。”
会议结束时，窗外的阳光正好照进会议室，落在那本英文原版书上。
领导拿起书，在扉页上写下一行字：“以文为桥，润物无声。”
然后抬头对众人说：“就这么定了，让外文局牵头，争取明年春天让中文版跟国内读者见面。”
消息传到伦敦使馆时，顾从卿正在整理新收到的读者来信。
其中一封是位英国教师写的，说她在课堂上用福尔摩斯的推理案例教逻辑，学生们听得格外认真。
他把信小心收好，转身翻开《四签名》的手稿。
这一次，他仿佛能看到两个版本的故事在眼前流转：一个用英文说着伦敦的雾，一个用中文讲着东方的韵，最终在某个看不见的交点，汇成同一种力量。
修改版的四签名寄到国内之后。
再次聚到外交部的会议室里，领导们传阅着顾从卿发来的报告，纸页翻动的声音里带着沉思。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领导手指点着报告里的字句，缓缓开口：“顾从卿这孩子看得透啊。
他说‘先融进去，再带出来’，这话在理。”
“是啊，”旁边的同志叹了口气，“咱们总想着把老祖宗的好东西亮出来，可人家未必接得住。
就像捧着一碟龙井给习惯喝红茶的人，再好的味道，不对胃口也是白搭。”
老领导拿起报告，指着“笔名出版”那一段：“他用‘阿瑟·古德’的名字，写伦敦的侦探故事，其实是在给西方读者递‘熟悉的梯子’——先让他们顺着梯子爬上来，站稳了，再慢慢让他们看见梯子另一头的风景。
这比硬塞要强得多。”
有人提出担忧：“可总用西方背景，会不会最后忘了自己的根？”
“不会。”老领导摇了摇手里的报告，“你们看他写的后续计划——《四签名》里加一段华生医生收藏的中国瓷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里让福尔摩斯研究明代的刑侦档案……
这些都是钩子，藏在故事缝里，不显眼，却能让读者慢慢觉得‘中国的东西有点意思’。”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桌上的英文版《血字的研究》，语气里带着感慨：“慕强心理谁都有。
当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连带他们的小说、话剧都成了‘时髦’。
如今咱们国力渐强，但文化渗透不能靠‘硬推’，得靠‘巧引’。
从卿现在做的，就是给世界搭个台阶。
先让他们喜欢上故事里的‘术’，再慢慢让他们品出背后的‘道’，这‘道’里，就藏着咱们的文化根脉。”
会议结束后，领导在给顾从卿的批复里写道：“允。守正出奇，润物无声，此乃文化传播正道。”
……
福尔摩斯系列故事的走红如同燎原之火，迅速席卷了整个读者圈，人们对这位神探的喜爱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
街头巷尾都在讨论着福尔摩斯的探案技巧，而关于后续故事的期待更是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让整个话题的议论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无数读者的信件如雪片般飞向麦克米伦出版社，信封上密密麻麻的字迹都传递着同一个诉求：恳请尽快出版下一本福尔摩斯的故事。
更有那些身份显赫、手握权柄的人物，实在按捺不住等待的焦灼，干脆直接找上门来，对着出版社的人反复追问作者的真实身份。
出版社的主编面对这些问询，大多时候都能礼貌回绝，只推说作者希望保持低调。
可遇上那些身份太过贵重、实在无法搪塞的人物，主编也只能无奈松口，将顾从卿的身份透露了出去。
也正因如此，这天顾从卿正埋首于工作中时，大使的秘书突然走了过来，客气地对他说：“顾先生，大使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
顾从卿心里略感诧异，不知道大使突然找自己有什么事，但还是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跟着秘书往办公室走去。
推开厚重的木门，他抬眼一看，瞬间愣住了——办公室里坐着的，竟然是上次在女王的晚会上，他曾远远瞥见一眼的肯顿公爵。
公爵正端坐在沙发上，手里把玩着一枚精致的怀表，目光沉静地落在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