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发生在席间的小小风波，虽然只是今天宏大场面中的一个不和谐插曲，却也折射出基层工作中复杂的人事关系、利益纠葛和不同干部的心态与格局。而这一切，刚刚回到家的刘正茂，暂时还无暇顾及。他和老冯头，才是接下来真正的主角。
按照县宣传部事先敲定的流程，刘正茂将老冯头“接”回家之后，紧接着就是媒体记者的集中采访环节。这是将今天活动的“意义”和“典型事迹”转化为新闻报道、扩大宣传效果的关键一步。
回到刘家，老冯头先被刘圭仁和华潇春夫妇热情地“架”上了楼。在楼上，华潇春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整套崭新的衣裤鞋袜——蓝色的确良短袖衬衫，黑色的直筒裤，还有一双崭新的解放鞋，甚至还有一顶崭新的草帽。他们帮老冯头从里到外都换上了新行头。俗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换上新衣服的老冯头，虽然依旧瘦削，但精神面貌顿时焕然一新，脸上也多了几分红润和光彩，少了之前那副孤苦伶仃的潦倒相。
收拾妥当，副支书何福营就上楼来，恭恭敬敬地将老冯头请了下来。采访地点设在堂屋。堂屋中央，已经摆好了一排桌椅。接受采访的“主角”们——刘正茂、华潇春、刘圭仁作为家庭代表、老冯头作为被赡养对象、张庆有、邓毅华作为社员先进代表、郭明雄作为大队组织代表——在桌子一侧依次坐定。桌子另一侧，则是以省报记者韦湘为首的各级媒体记者，他们手持采访本、录音机，架好了相机，严阵以待。
高岭县宣传部长宇文兰、粮山公社副主任张林等人，则坐在稍远一些的位置旁听、监督。堂屋门口和窗外，挤满了看热闹的社员、知青和干部，大家都想听听这些“大记者”会问些什么，主角们又会怎么回答。
采访正式开始。省报时政记者韦湘作为记者团的“领头羊”，率先提问。她的问题很“正”，也很有“高度”，直接抛给了今天的第一主角刘正茂：
“刘正茂同志，您好。首先祝贺您和老冯同志在今天结下这段感人的‘父子缘’。我们都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信念，促使您，作为一名下乡知识青年、大队干部，主动提出要将一位无亲无故的孤寡老人接回自己家中赡养？您的初衷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提前“安排”好的，刘正茂早有准备。他稍微坐直了身体，面向记者，表情严肃而诚恳，用清晰、标准的普通话回答道：
“记者同志，您好。促使我这样做的原因和信念，其实并不复杂。伟大领袖在1934年撰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光辉着作中，就深刻地指出：‘要深刻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 这教导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干部，必须时刻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
他顿了顿，继续流畅地说道：“我作为一名大队干部，虽然年轻，经验不足，但必须时刻牢记领袖的教导，努力将‘关心群众生活’落到实处。冯爹是我们大队的社员，年纪大了，生活上有困难，作为干部，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接他回家一起生活，是我能力范围内，能够想到的、最直接的帮助他的方式。遗憾的是，我现在个人能力还非常有限，只能赡养一位老人。但我相信，假以时日，随着我们樟木大队集体经济的发展，随着我个人能力的提高，如果将来条件允许，我愿意，也有责任，为更多需要帮助的社员群众，做更多力所能及的善事，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这个回答，四平八稳，充满了“时代特色”和“政治正确性”。巧妙地将个人行为拔高到了“落实领袖教导”、“关心群众生活”的政治高度，并且为未来的“持续做好事”留了余地。最重要的是，他引用了“语录”，在“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这无疑是最坚固的“护身符”和最有力的理论依据，为今天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奠定了无可辩驳的“政治正确”基调。在座的县、公社领导听了，都微微颔首，露出满意的神色。
第二个提问的，是高岭县宣传部的通讯员，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她的问题比较温和，指向了家庭支持这个角度，提问对象是华潇春：
“华潇春同志，您好。您儿子刘正茂同志主动接孤寡老人回家赡养，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也需要很大勇气和胸怀的事情。您作为他的母亲，作为这个家庭的家长，当时知道这个想法后，心里是怎么想的？您支持他吗？”
华潇春虽然事先被“培训”过，也背了“台词”，但真被问到，面对这么多话筒和目光，还是有些紧张。她咽了口唾沫，努力回忆着女儿和丈夫教她的话，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慢慢说道：
“记者同志，我没上过几天学，是个大老粗，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呢，我懂得一个最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有来有往，知恩图报。”
她看了一眼身边的儿子，语气自然了些：“我儿子其实并不出色，他能有今天，是大队培养他，是领导和社员们信任他，才让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副大队长。我相信，任何一个人，作为家长，作为母亲，看到自己儿子能想着为社会出力，能为集体争光，心里都是高兴的，都会支持的！”
她又转向老冯头，语气更加恳切：“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我们是真心实意欢迎老冯兄弟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还是我上午说的那句话，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只希望老冯兄弟别嫌弃我们家简陋，别嫌我们招呼不周就行！”
华潇春的回答，虽然朴实，甚至有些“土气”，但恰恰是这份不加修饰的质朴，反而显得格外真实、动人。尤其是她再次提到“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这八个字，让省报记者韦湘眼睛又是一亮，赶紧记录下来。
然而，接下来的一个提问，却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微妙和紧张起来。
提问的是市广播电台的一位中年男记者，他的问题非常尖锐，直接偏离了事先沟通过的采访提纲。他将矛头对准了刚才华潇春话语中的一个“漏洞”，提问对象是刘圭仁：
“刘圭仁同志，您好。刚才您爱人华潇春同志说，‘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您家这栋新建的房子，青砖红瓦，玻璃明亮，面积宽敞，造型新颖。毫不客气地说，这样的房子，别说在咱们高岭县，就是放到全省、乃至全国农村去比较，也绝对属于最豪华、最高档的级别了！如果说拥有这样一栋房子的家庭，还自称‘不富裕’的话，那么请问刘圭仁同志，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家庭条件，才算得上是‘富裕’呢？您能否解释一下，这栋房子的资金来源？这和大家通常理解的‘不富裕’，似乎存在一些矛盾。”
这个问题一抛出，堂屋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落针可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刘圭仁身上，然后又悄悄瞥向坐在主位上的秦柒、宇文兰等人。
县宣传部长宇文兰的眉头立刻紧紧皱了起来，心里“咯噔”一下：坏了！这个市台的记者怎么回事？采访提纲里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他这是想干什么？砸场子吗？还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故意来找茬的？她下意识地看向秦柒，秦柒的脸色也沉了下来，但依然保持着表面的镇定。
同为媒体同行的省报记者韦湘，心里也暗暗叫苦。她也没料到市台的同行会问出这么敏感、这么具有攻击性的问题。这明显超出了“正面宣传”的范畴，涉及到了可能存在的“经济问题”和“干部作风”问题，一个回答不好，今天这场精心策划的宣传活动，就可能功亏一篑，甚至变成一场“批判会”。她焦急地看向刘圭仁，又看看刘正茂，希望他们能妥善应对。
而被问到的刘圭仁，此刻更是心慌意乱，后背瞬间就被冷汗浸湿了。他本来就是个胆小、不善言辞的人，昨天晚上被女儿和老婆反复“培训”，好不容易才背熟了几个预设问题的答案。谁知道这个记者完全不按套路出牌，问了这么一个要命的问题！他张了张嘴，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些背熟的“台词”一句也想不起来，只觉得口干舌燥，心跳如鼓，脸色也微微发白，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眼看采访就要陷入冷场，甚至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刘正茂知道，自己必须出面了。他正准备开口，替父亲解释。
然而，还没等他说话，坐在刘圭仁旁边的华潇春，却猛地抬起头，脸上没有丝毫惊慌，反而有一种被激怒后的坚定和豁出去的勇气。她抢在儿子前面，对着那位市台记者，大声说道：
“记者同志！你问得好！感谢你问了这个问题！不光是你，我相信今天所有看到我家这栋房子的人，心里肯定都会想：‘刘家这么有钱，盖这么好的房子，还好意思说自己不富裕？’”
她顿了顿，环视了一下四周的记者和领导，声音清晰而有力：“其实吧，记者同志，你猜错了！我们家不但不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这话一出，满座皆惊！连秦柒和郭明雄都愣住了，不知道华潇春要说什么。
华潇春继续道：“当初大队要统一规划，给社员们建新房子。我儿子是管基建的副大队长，他请了省里的专家来看，专家说有两种建房方法可以用。一种是用老法子，砖混结构；还有一种，是用一种叫……叫‘现浇’的方法，据说更结实，但咱们这没人用过，不知道好不好，安不安全。”
“我儿子当时就想，这可是给全大队社员盖房子，是百年大计，不能马虎！为了对全大队的社员安全负责，他决定，先拿自己家做实验！就在我们家的这块宅基地上，用那个‘现浇’的法子，先盖一栋‘实验房’！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房子！”
“盖这栋‘实验房’，前前后后，总共花了一千五百多块钱！我们家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还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些，东挪西凑，凑了五百多块。剩下那一千块钱，是暂时从大队的账上借的！打了欠条的！这房子是好，是结实漂亮，可是成本太高了！太贵了！大队后来开会商量，觉得普通社员家庭负担不起，最后全大队统一建房，还是选用了更便宜、大家也能接受的预制板结构。我们家这栋，就是个特例，是个‘样品’！”
她看着那位提问的记者，语气坦然：“记者同志，如果你不信，你可以问在座的任何一位大队领导！可以现场去查账！看我华潇春今天说的，是不是有一句假话！我们家，是真欠着大队的钱！”
华潇春这番连珠炮似的解释，情真意切，逻辑清晰，而且把盖“豪华”房子的动机，拔高到了“为大队实验新方法”、“对社员安全负责”的“公心”层面，一下子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她话音刚落，坐在靠后位置、今天本来没安排发言的大队会计马有才，立刻抓住这个“表忠心”、“立功”的机会，隔着两张桌子，大声应和道：
“记者同志！华潇春同志说的句句属实！我是大队会计，大队的账目我最清楚！刘正茂同志家盖这栋房子，确实从大队借支了一千块钱，我这里都有刘正茂同志亲手打的借条，手续齐全，账目清楚！各位领导、记者同志如果不信，现在就可以去大队部，我拿账本和借据给你们看！我以党性担保，绝无虚言！”
马会计这番及时的“作证”，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不仅证实了华潇春的说法，还主动提出了“查账”的建议，显得更加坦荡和可信。
刘正茂向马会计投去感激的一瞥。秦柒、郭明雄、刘昌明等人，也在心里暗暗为马会计的“机灵”和“忠诚”点了个赞。这个“经济问题”的危机，眼看就要被化解了。
然而，那位市台记者似乎还不死心，他紧接着又抛出了第二个更刁钻的问题，这次直接问向刘正茂：
“刘正茂同志，即便如你母亲所说，这房子是‘实验房’，欠大队的钱。但一千块钱，在目前我们省的农村，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都无疑是一笔巨额的债务。您打算如何偿还这笔欠款？需要多长时间？这是否会给您的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您如何保证在赡养老人的同时，还能偿还这笔债务？”
这个问题，又把压力抛了回来。如果回答不好，依然会让人觉得刘家“打肿脸充胖子”，或者还款遥遥无期，缺乏诚意。
刘正茂看着那位似乎有意“找茬”的记者，脸上非但没有愠色，反而露出了一丝自信的、甚至带着点自豪的笑容。他清了清嗓子，从容不迫地回答道：
“记者同志，您说得对。一千块钱，在其他很多农村，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可能确实是一笔需要积攒很多年、甚至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巨额债务’。但是——”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铿锵有力：“在我们樟木大队，一千块钱，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他伸出两根手指：“我给您算笔账。我们樟木大队，在1975年年底分红，平均每个社员，能分到三至五百块钱！这还只是基本分红，不算平时的分的粮食。”
“而1976年，也就是今年，我们大队的各个项目——养殖场、饲料厂、加工厂、基建工程——都在良好运转，效益只会比去年更好！我在这里可以向您，向所有关心我们樟木大队的领导和同志们保证，今年年底，我们大队社员的人均分红，只会比去年更高，不会更低！”
他目光扫过在场的记者和领导，最后落回那位市台记者身上，语气充满信心：“所以，记者同志，您问我怎么还钱？我靠我们樟木大队集体经济的发展来还！靠我和我全家人的劳动来还！我完全有信心，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内，还清我们家欠大队的所有款项！这不会给我家带来无法承受的负担，更不会影响我们赡养冯爹。因为，我们樟木大队的社员，包括我刘正茂在内，挣钱的渠道和能力，比您想象的，可能要强那么一点。”
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既回答了问题，又巧妙地宣传了樟木大队惊人的集体经济成果和社员的高收入，无形中展示了刘正茂作为“致富带头人”的底气和能力。那位市台记者被噎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能悻悻地坐下了。
省报记者韦湘见势不妙，生怕再出什么幺蛾子，立刻抓住机会，重新将采访拉回到预定的“正能量”轨道上。她赶紧插队提问：
“刘正茂同志赡养老人，体现了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而我们知道，樟木大队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涌现的先进典型也不止一个。比如，我们听说张庆有和邓毅华两位社员同志的事迹，也非常感人。那么，我想请问张庆有同志，您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要自费修建凉亭，免费为来大队参观学习的同志们提供茶水和小吃呢？”
接下来，采访终于回到了预设的安全轨道。记者们相继提问了张庆有、邓毅华，他们的事迹同样经过了“提炼”和“升华”；又采访了郭明雄，他主谈大队如何抓精神文明建设；采访了粮山公社主任古大仲，主谈公社如何推广樟木经验。
最后，在采访环节的尾声，高岭县革委会主任秦柒，作为今天到场的最高地方领导，代表县革委会，就全县即将全面开展的“学习樟木大队经验，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总结性讲话。他从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实践意义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开展此项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对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提出了殷切希望和具体要求。他的讲话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为今天的整个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政治正确的句号。
一场充满意外和潜在风险的集中采访，终于在多方努力下，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那顿准备了许久、宾主尽欢的“团圆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