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看地也叫看秋、护秋，看青，就是看护着秋天快成熟或者已经成熟还未收割到家的庄稼别丢掉，别让人偷去，当地人通常习惯叫”看地”，从字眼上说用词很不严谨，并不是看地，而是看庄稼，地是丢不了的，就像”看门”一样，门是丢不了的。
1963年8月末的一天晚上轮到父亲看地，父亲不知有什么事了，让我替他一晚上。那时候，我离开学上大连仅差几天了，能帮着父亲干点啥也很是理所当然。
看地，每晚都是3个人，每天轮流，只要是晚上，白天没有看地的。一般是每人都要披个棉袄，以防晚间寒冷，另外拿一条小麻袋和一把镰刀，麻袋是走累了铺着地上坐一会或躺一会用，镰刀就是武器，以防万一，就算应手家伙。
三个人各个地片走动，好似流动哨一般。主要看护快成熟的地块儿，青稞子地段不用看护。那天晚上，我们流动到皮杖子和李杖子交界处的地段，也就是我们小时候三偷李杖子香瓜那个附近，看到李杖子有一片青高粱已经八九分熟，再过几天就能收割了。
那两个看地的都是我的本家伯伯，他们俩顿时起了歪心眼：咱们先给他们收割点吧，先尝尝味道儿。于是，我们仨人认定没有李杖子看地人，就开始动手割高粱穗。手疾眼快，动作麻利，片刻之间就割了三个”半麻袋”，我的那个麻袋里少一点，因为，我总是不如他们操作熟练。
我们仨并没贪得无厌，背着胜利果实就往皮杖子走。虽然不叫”做贼心虚吧”！也总算不了光明正大。就算让李杖子看地的人看见，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因为我们皮杖子地里的高粱也丢过，估计就是他们偷的，有点互相偷的味道。要说用个“偷”字，有点不文雅，用“没人看见拿的”比较妥当。谁丢了高粱，虽然没人看见谁偷的，但几乎心照不宣，心领神会。
实际上要说偷不算偷，要说不算偷也是偷。再怎么说那也叫值夜班，一宿夜班总得有点夜餐费吧？这些高粱穗就算夜班饭了。
我们三个把高粱穗背到西院五老爷子家，因为他们家就老两口，比较肃静，再说碾房就在他们外院。我们把高粱穗搓成高粱，然后上碾子压成半拉胡片的高粱面，叫高粱碴子比较恰当。接着就上锅贴大饼子，一气呵成。最终一共匀和着贴了12个大饼子，五老爷子算一份，每份分了三个大饼子。
这三个大饼子有中碗口那么大，新米新面儿，特别有粮食的香味儿。再说，那青高粱的品种也好，比那红高粱味道儿强一百倍，现在已经看不到那种低产的品种了。
这么一忙活，天也亮了，我们每人拿着3个大饼子各自回家了。这就是看了一宿地，闹了3个大饼子，这可能就是当时农民的真实生活写照。我亲自参加了这个不算光彩的全过程。虽然不是我的注意，要说错误的话，我也就算个随从，不是主谋，但回想起来，好像我也没有理由求全责备他们，虽然我是从犯，但也罪不可赦。但当时感觉，不对肯定是不对，但又不能说不对到哪去。哪有那么多百分之百的对啊！1963年还是生活困难时期，如果放到现在，就算百分之百的拥护鼓励这样去做，一宿不睡觉只为了三个大饼子，恐怕没人下得去这份苦力，就单说黑更半夜抱棍子推碾子，谁有这股子精力和劲头啊！现在让我干，我是不干的。
然而，那时的农民就有这个劲头，精神头，而且还高高兴兴，有滋有味儿，况且，也不影响什么大局，这就是生活！当时农民的生活。不是我为他们的行为开脱，也定不上坚守自盗，因为他们并没贪得无厌，就是三个高粱面饼子，不足一顿夜餐费钱。
而我这一辈子可能也就参加这么一次看地了，然后，我就去大连上学了。再说，因为那时候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各生产队都成立了护秋队。现在是个体所有制，家家户户没有缺粮食吃的，也没有一个挨饿的，因此，也没有偷粮食的。要说偷的的话，现在好像偷点什么都比偷粮食值钱。我回皮杖子一路看到谁家当院或大门外都有成笼子的苞米，没人动一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