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说出来谁信呢？也就是弥留之际的宣宗皇帝信了儿子的话。
无论其他人信不信，朱祁镇自己可是清清楚楚。正统二年十月，麓川的思任发叛变大明，率军进攻孟定、湾甸，并大肆劫掠。至此如同梦魔一般的麓川之役开始了。整整九年，大明深陷麓川的战争泥潭不能自拔。
麓川之役不但造成了明军疲惫不堪、国库空空如也。同时也形成了北方长城防线长期的空虚和妥协，麓川之役结束后的一年，朱祁镇就在土木堡，提着行李跟蒙古人去草原留学去了。
麓川之役成为了朱祁镇心中永远的痛。不过现在爷又来了，还是开着外挂来的。这次要让你们这些土人见识一下我大明的厉害。
上一世的朱祁镇对于麓川之役一开始是很矛盾的，因为当时年纪小，权利还掌握在三杨内阁手里，王振当时虽然已经开始夺权，但是还完全不能撼动内阁，而内阁与王振之间的战略意图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王振的态度是：依照明初几位皇帝的策略，首先采用军事手段平息叛乱，然后再用政治手段招抚。而内阁的态度是：抛开事实不谈，只进行政治招抚。而当时朝廷的局势是：皇上年幼，王振权力不够，唯一的选择就是听内阁这几个老头子的话。
所以在麓川叛乱发生之初，朝廷就派出多方人马到云南招抚思任发父子，甚至让镇守滇黔的黔国公沐晟承担过这一责任。就连沐晟第一次带兵征讨时，朝廷都还派出了刑部主事杨宁进行劝降招抚。
由于当时思任发还没遭到大明的天降正义，走路都用鼻孔看人，狂拽的很，不但拒绝大明的招抚，还主动攻打周围归附明朝的土司，甚至还劫掠屠杀南甸、孟养等地。
文官集团的招抚策略眼见无效，那么就只剩武力平乱一条路了。
战场上都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前难道就能得到吗？外交的背后就是军事实力的对抗，只有军事上达到了一个平衡点的时候，谈判才会有作用。
思任发既然敢起兵，证明他当时就根本不惧怕大明。既然如此，谈判有个毛用。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文官之首的杨首辅为什么会在对方都打到家门口了，都还在想着招降安抚呢？难道他真的就是这么的政治幼稚吗？
要知道杨士奇可是大名鼎鼎的四朝元老，在朱老四这种狼人身边都能游刃有余托孤重臣，进入政坛的时间比朱祁镇的岁数都还大的老政客，是绝对不可能犯下这种低级错误的。
那么原因只有一个，作为文官之首，他身后代表的是文官集团的利益。然而出兵去云南打仗这件事，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利益不符。要讲清楚这个复杂的问题，首先我们就要明白一个底层逻辑：打仗的钱粮从哪来？
好奇怪，钱粮当然是从老百姓的赋税里来呀。如果这里的老百姓指的是：一年有九个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还有三个月给国家免费打工的农民，那就彻底错了。
明朝的税粮是分夏、秋两税，是按照每户人家登记在册的田亩数量征税。
村子里的贫农阿福家有下等田十亩，隔壁王地主家有上等良田一千亩。排除各种特权的情况下，交税的时候王地主家的税粮，是贫农阿福家的几百倍都不止。
王地主有钱，聘请了几个举人老爷来家里教自己的儿子们读书，结果一个儿子天赋异禀中了进士，到京城当官去了。同时一起去的还有本县好几个地主家的儿子。
有一年，贫农阿福因为一次旱灾交不上税粮，便向王地主家借了粮食，抵押物就是家里那十亩薄田，第二年依然大旱，阿福一家就从自耕农变成了隔壁王地主家的佃农。
随着时间的流逝，隔壁王地主家传到孙子那一辈的时候，已经有一万亩良田了，而阿福一家早就断子绝孙了。有一天西南山区里的一个土司叛乱了，皇上要出兵攻打，然后开始征粮。在朝中当了十几年官的王地主的儿子会同意吗？
和他一样，千千万万的官员会同意吗？这时候内阁的首辅，文官的老大，他会同意损害自己和小弟们的利益来支持皇上打仗吗？
“西南那个蛮夷之地丢了就丢了吧，那里山高路远，一旦开战粮草怎么供应的上啊。”
“再说，那种不毛之地的叛乱又破坏不了我自己的家乡，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们不去。”
结果皇上坚持要出兵，果然各省的粮草都补给不上。前线士兵饿着肚子打了一年，终于支撑不住溃败了。文官集团赶紧上书，说了不能打不能打，这下好了吧。不但皇上成了罪人，他们口中的化外之地也丢了。
王地主还有另一个邻居，贫农阿贵，生了一个儿子，天资过人。阿贵一家一咬牙一跺脚，花重金送他到县学里去学习，阿贵的儿子果真是个天才，一路上去也中了进士，先回到了邻省做了个知县，没几年又做到了知府。
从此村里的贫农阿贵就不见了，因为他变成了地主阿贵。
这些文官就是所谓的：士人阶级，他们还有一个名称：地主阶级。而且士人阶层不会消失，他们只会更新换代。
现在我们清楚底层逻辑了吧。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什么？民心是粮食，粮食在哪里？粮食在地主手里。那么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正确解释就是：皇上只有得到了士人阶层的支持，才能稳固江山。
当麓川思任发发动叛乱的时候，代表皇帝的王振、以英国公张辅为首的勋贵都支持出兵。皇帝的眼中，这是国家的大事所需，是扞卫大明的国家利益。而勋贵与太监他们的利益是与皇帝绑定在一起的。
只有皇权越强大，他们的利益才会越强大。
王振极力主张出兵，因为只有出兵，王振集团才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而王振获得了权利，也代表着皇上获得了权利。在明朝，无论太监如何专权，对皇上本身是没有威胁的。即便是号称“立皇帝”的刘瑾。
一旦明武宗发现刘瑾威胁到了自己的时候，只需要一张小纸条从门缝里塞了出来，“立皇帝”立刻就被拉出去来了一个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的套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