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日甚一日的各种流言，使这位以“老成持重”着称的首辅大人，也实在坐不住了。但是，他还是不想出这个头。尽管他已听到朝臣们背后骂他“孱头”、“窝囊废”等难听话，他还是只信奉“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句古训。他要等待、观望，一旦有人出了头，他便设法全力策应。
正在这时，言官姜应麟上疏，请将元嗣册立为东宫太子。他在疏中条理分明地写道：“......事当慎始，（郑）贵妃所生陛下第二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则不正，非所以重储惑，定众志也。伏请俯察舆情，收回成命......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所慰，宗社之庆长矣。”
此疏一出，朝野引起巨大震动。“建储”之争拉开序幕。在大多数朝臣的思想意识深处，正统的礼法观念占据着至高无上的重要位置，是永远不可能更改的。
他们认为，社会之井然有序，全靠历代相袭的礼法加以维持。皇上位分最高，为天下人所敬仰，对这种礼法应当特别尊奉。
生育皇长子的王恭妃，地位应仅次于皇后，其他嫔妃，无一伦比。郑贵妃入宫即得专宠，册封贵妃，高于王恭妃一级，这是盛世不应有之事，应尽快纠正。退一步说，如不纠正，也应将王恭妃晋升为贵妃，才算合乎礼法。
何况郑妃生下朱常洵后，又晋升为皇贵妃，已高王恭妃两级，更与礼法不合。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之下，人们纷纷猜测将发生“废长立幼”之事就顺理成章了。大多数朝臣认为，这种违犯礼法之事，是丧天理、大逆不道，一定要顶住。
姜应麟就是在这种正统舆论的支持下，写了这篇奏疏的。
接着，首辅申时行在巨大压力之下，不得不起草一篇疏文，率内阁官员和六部尚书共同上疏，要求皇上册封太子。
其后，吏部官员赵南星和顾宪成等人也了奏疏，密奏直送皇上。
万历皇帝看了姜应麟的奏疏之后，“啪”地扔在地上，大发雷霆。原来，奏疏上将他与郑贵妃海誓山盟的事写得清楚、明白，甚至连时间、地点都一点不差、毫发不爽。他有些纳闷：那天，他同郑贵妃“金盒密约”之后，御前太监并未在场，老方丈未让近前，郑贵妃自己肯定不会说出去，是什么人将此事刺探得如此详尽呢？
万历气愤地将宫中所有太监召到跟前，把桌子拍得山响，暴跳如雷地吼：“这些流言蜚语从何而来？竟然在大臣中广为传播！”
太监们黑压压地跪了一地，叩头如捣米状。
见众太监谁也不肯招认，万历命司礼监掌印官张鲸派东厂的校尉挥动皮鞭，把太监们挨个狠狠地揍了一顿。
追查流言毫无结果，也打了太监，万历心中的怒气才渐渐消散。他亲自挥笔写下谕旨：“今闻无根流言，造谣惑众，一旦查出，严惩不贷。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
谕旨发布的第二天，吏部发公文：将官至给事中的姜应麟被贬往大同境内，成了位置极其低微的大同广昌（今涞水县）任典史。
看到言官姜应麟的奏疏不但不被采纳，还被贬官戍边，朝臣们既怕又感到愤怒。大家纷纷找到内阁，催促首辅申时行面见皇上，追问建储之事究竟如何处置，以平息朝野的不平之气。
万历对此自有办法。现在，他早学会对大臣们的奏疏不闻不问，一概“留中”（存放起来，不予理睬）的方法，任其自生自灭。
这天，万历将首辅申时行召到乾清宫说：“建储乃皇帝家的家事，你这么大年纪，国事又千头万绪，就别再费心思了。”
申时行坚持说：“内阁公堂，天天爆满，朝臣们公推我对建储之事多加关照。此事应三思而行，不可使民怨沸腾。”
“朕自有处分。不劳首辅和朝臣们渎扰。”万历毫不客气地说。
申时行讨了个没趣，垂头丧气地地回了文渊阁。
他对等待听消息的群臣述说了事情的经过。群臣心中的怨气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如火上浇油，沸反盈天。
他们竟在皇上的谕旨中，又抓住了把柄：即“立储自有长幼”六个字。因为在姜应麟的疏文中，册立东宫太子是主旨，而为王恭妃争名号、地位不过是陪衬！显然，万历皇帝没有分清主次，着重在为郑贵妃名号上解释，却顺口说出“立储自有长幼”的话，就是这句话砸了锅：实际上无意中对建储之事已做了回答。
万历这道谕旨一下，不但恪守正统思想的朝臣高兴，就是被贬了官的姜应麟也非常兴奋，以为他一个位低职微的小官，竟换来了“立储自有长幼”这句明确的话，实在是太值得了！
刚开始，万历并未意识到自己谕旨中的失误。那些守正官员的疏本如骤降的雪霰般接踵而至，都着重提到“立储自有长幼”这句至关重要的话，要求他兑现承诺。至此，他才意识到这句话中的重大疏漏和失误。可是，这件事异常敏感，又不能朝令夕改，这太被动了！
这一年，全国很多地方遇到了百年罕见的严重干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百姓啼饥号寒。按照惯例，皇上应该真心实意地检讨自己的过失，征求直言，接受文武百官的批评，写下“罪己诏”。
万历皇帝当然也不能脱俗，他专门发出诏书，征求直言。令群臣围绕自己的职司，献计献策，协助朝廷整顿治国方略。
万历此举，并没想来真的，不过是想做个样子给人看，虚晃一枪而已。根本没想征集什么“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