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搜肠刮肚地想，想得脑仁儿发痛，终于被他想出一个既能留住居正、又不违众意的锦囊妙计——“夺情”。当时，就把他欢喜得得意忘形。
把这个“妙计”送上去，准合乎皇上、皇太后、冯保和张居正的心思，那么自己的提拔升迁也就指日可待了。他为自己能想出这个“升官发财”招数激动得有点发狂。他索性一“咕碌”从床上爬起来，点亮蜡烛，龙飞凤舞，连夜写起了奏疏。
这“夺情”一说，倒也是个古礼。那是挽留出征将帅的一种变通之策。将帅出征打仗之际，如遇父母之丧，倘按礼法来说，应当回家守孝。可如果主帅一走，势必导致军心浮动，对边防御敌、作战不利。因此，“夺情”的做法，便成为这种做法巧妙、婉转、权威的理由。
写完，李幼孜乐滋滋地看一遍，心中甚觉得意。他心急等不到天亮，就想托人送进宫去，—看夜色漆黑，就自嘲地笑了一下，和衣在床上眯了一会儿。
天亮之后，他早早地洗漱停当，穿好官服，把奏疏封好，信封上写了“十万火急”字样，急急地托人送进宫去。
他看着那太监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做开了升官梦。他仿佛听见了司礼监掌印官冯保读圣旨的声音，而他则换上锦缎做的官袍，大摇大摆登上了高官的宝座……李幼孜把头一晃，幻觉消失了。发现自己仍然穿着小官吏那种寒酸的官服，可怜巴巴地独自在宫门之外，乞丐似的低头站着。
他的心又一下子凉了下来，讪讪地地回到家等候佳音。
李太后看完李幼孜的奏疏，拊掌大喜：“好!这个李幼孜，果然是读书人厉害，咱们左思右想许多办法，抵不住他一个‘夺情’!冯公公，即刻着人赏他白银100两，记下他的名字，侍机提升他的官职！”
“是!”冯保应道。
冯保如获玉宝，乐颠颠地让万历作了御批，将李幼孜的奏疏发到内阁和三科六部。《邸报》登出这个消息后，朝野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那些献媚讨好的官吏如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辈，则如蝇逐臭，也都递上奏疏支持张居正“夺情”。
太后、万历和冯保看到事情有了转机，心中大喜，万历赶紧又写下谕旨，命张居正夺情留任，在职服丧。
老于世故的张居正看了谕旨觉得，此时“火候”还未到。即使答应“夺情”也为时尚早。于是，提笔写了推辞疏文。
就这样，张居正同万历你一来，我一往，二人拉锯似的玩起了文字游戏。就像打“太极”一样，一招一式，貌似真打，紧接着又收了回去。表面看风平浪静，拳头又打了出去。循环往复，其妙无穷......
后来，万历在谕旨中甚至这样说道：“先生平时所言，朕无一不从，‘夺情’之事，却望先生从朕，毋得复陈此事。”
同时，万历皇帝趁吕调阳、张四维到张居正处请示政事之机，传来话说：“即使先生再上百本、千本，朕亦不准。”
于是张居正守制回乡的请求，遂成胶着局面。
此时，在朝臣中，反对张居正“夺情”留任的呼声日益高涨。奏疏一篇又一篇地递上来。而其中“炮火”最凶猛的，要属瀚林院编修吴中行了。
面对一道比一道措词激烈的奏硫，万历皇帝有点惊惶失措。平时有师保张居正在跟前，他觉得有主心骨，现在张居正不在御前侍奉，他只有让冯保形影相伴，权作依靠。
冯保也没想到，李太后、皇上和他同时决定让张居正“夺情”一事，竟惹出这么多麻烦。大家呕心沥血、费尽心机才想出“夺情”的名目，曾窃以为是万全之策、无价之宝。
可是，还未等张居正同意此事，却在斜剌里冒出这么多歪嘴和尚，直搅得乾坤撼动，朝廷不宁。有道是“祸患常积于忽微”，也就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必须注意宫中发生的每一点变故，同李太后一起，费心劳神地小心应对。要不然，这“夺情”之举，必然酿成大祸！
凭他多年混迹于宫中的经验，感到一般的弹压不会奏效，稍微掉以轻心，便会酿成一场无可收拾的混乱局面，甚至引起宫廷政变！那样，极有可能危及他自身的安危。必须加强戒备，静观其变。
这段时间，冯保像一只嗅觉灵敏的狗，又像一只目光如炬的鹰，悉心地观察、分析着宫中的每一点变故。频繁地奔走于李太后、张居正之间，静候事情的进展和尘埃落定。
冯保这几天在宫中奔走，安慰万历和太后，传递消息、商议对策，派东厂的探子们加强侦缉，及时报告……真把他忙得够呛。因此，他这几日也没时间看望张居正。
才在家守孝半月，张居正就苍老了许多。前一阵为“夺情”的事，他同万历的书信“拉锯战”告一段落，陷入僵局。
有几日冯保没有来过了。张居正不清楚朝中发生了什么变故，只是隐隐约约地听游七说，似乎朝中又有不少人上疏反对他“夺情”。唉，真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土堆于岸，水必湍之。谁让自己登上这显赫的高位呢，高处不胜寒啊。若是平民百姓，自己爱怎样就怎样，谁也管不着。
身处高位的人们就不同了，他们在享受至高荣耀的同时，也伴随着莫大的风险。多少人暗中盯着首辅这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显赫位置，梦想着有朝一日，取而代之。于是，皇帝和高官的小事成了大事，私事成了公事，家事成了国事。封建礼法和现实政局把他逼进了一个狭小的夹缝里。
张居正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煎熬。每日里神思恍惚，度日如年。他面临的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去还是留，都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