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星听了钱知府这番掏心掏肺的话，心情非常激动。不管在什么地方任职，若遇上一个知心的上司，处处维护下级，遇到危险勇于承担后果，这样的领导太难得了！
赵南星迎上去，紧紧握住钱知府的手。
此后，南星和知府就准备应付祸事的降临，奇怪的是，祸事并没有发生。王廷臣的姐夫是吏部都给事中陈三谟。此人本想借小舅子的事，加祸于赵南星、钱振东。无奈王廷臣在百姓中名声实在太臭了，既贪污盗窃，又搜刮百姓，为害良善，是一个头顶上长疮、脚底下流脓的货色。
故此，陈三谟怕一追究南星和钱振东，又“拔出萝卜带出泥”，王廷臣的污秽事重新翻腾出来，有碍自己的名声，不能因小失大，于是就吃了哑吧亏。在吏部进行疏通，将他小舅子王廷臣降职调走了事。
就这样,一场风波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明朝对官吏实行定期考核制，分为京察和外察两种。京察就是考核京官。明洪武年间，每3 年考核一次，后来改为10年。从弘治年间起，规定每六年考核一次，按干支中的“巳、亥”之岁举行。
四品以上官吏自己撰写述职报告，由其上级按“四格”进行考核。四格分别为:守、政、才、年（守，为道德、操守；政，为处理政务的水平；才是才能，即在职位上表现出来的综合技能；年，即年龄，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四格”分为三等：即称职、勤职、供职等。
经过调查考核之后，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裁定为优秀、良好、浮躁三个等级，分别给予提升、调任、罢官等奖惩。五品以下官吏由主管考核官吏确定致仕、降调、闲住为民，登记造册后报吏部核准后执行。
外察是考核地方官吏，每三年一次，每逢辰、戌、丑、未之年，放外任的官员要赴京朝觐，吏部即派官员进行考察。在上报朝廷的公文中，知府钱振东曾多次对南星进行褒奖。在两次外察中，南星因在鼓励百姓生产、平反冤狱、兴办学堂等方面政绩突出，都被评为优秀，上报吏部，准备提拔晋升。
虽然吏部给事中陈三谟因其内弟王廷臣被罢官妒恨南星，多次从中作梗，但吏部尚书张瀚认为，虽然南星任职时间不长，但政绩卓着，有点小毛病也属白璧微瑕，于是力排众议，将南星上报内阁和皇上之后，被提拔为户部山西司主事（正六品）。
当南星领完圣旨，送走朝廷派来的黄衣使者后，就信步走出府衙，拐向田野。望着这即将离开的熟悉田野，南星心中竟涌出几丝酸涩。他将六年——几乎生命的十分之一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在这里，有惊喜、慨叹，有苦恼、欢乐，时时感到山重水复，又忽然柳暗花明。既有曲径通幽的苦闷，又有豁然开朗的喜悦。
在汝宁府推官的位置上，他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前任推官只知搜刮百姓，榨取钱财，乱抓滥捕，制造了一大批冤案。多少无辜的百姓被抓进监牢，受尽非人的折磨，积下了对朝廷的仇怨。
赵南星凭着善良的天性，借“义释囚徒”之机，迅速审理了大批积压的案件，释放了那些悲苦无告的良民，将真凶抓捕归案。他找来一些农业耕作方面的书籍，刻印刊行，传播给农民，提高了粮食产量和抗灾害能力。他还建议知府钱振东降低了府衙私下加派的赋税。
这一带原先教育落后，许多人目不识丁。他兴办了“同文学堂”，府衙也专门发布公文提倡，各州县的学堂雨后春笋般地开办起来。学生也逐年增多。每到一村，常闻书声琅琅。他所主张的一切，都是在知府钱振东的一手扶植下完成的。没有钱振东，他自己什么也干不成。
坦率地说，钱振东本是一个好官，他也是天性善良，爱民如子，原本也是一腔热血，抱负远大，打算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无奈过多地目睹了官场的黑暗和仕途的险恶，再加上多年的晋升无望，使他像一把原本锋利无比的刀剑，在岁月的侵蚀之下，变得锈迹斑斑，很难将它再磨得削铁如泥了。
悠悠岁月催人老。钱振东很难再产生什么激情，很难再有热血沸腾的干劲和激情了。他满足于闲适的府官生涯，稳定的俸禄，再也不想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作为了。只待任职期满，年龄到位，他便致仕回乡，重新回到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中去。
然而，可贵的是，他仍然雄心未勃勃，希望后来者锐意革新，把地方治理好。他懂得爱惜人才，奖掖下属。对青年官吏提出的有创见性的建议，他一向肯于采纳，并放手让青年人去闯、去干，中间出了差错，却揽到他的名下，往往化险为夷。这种可贵的品质，是身居高位的官吏中少见的。
南星从心底里感激这位知府大人。若不是遇上钱振东，他不会如此顺利地升入京城，这一段历史也须得重新改写。南星庆幸与钱振东这一段缘分。以后的岁月里，他立志不忘钱振东的知遇之恩。
在田野，他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圈，便踅回府衙。在门口，他遇上了钱振东。“大人，我正找您哪。”
“有什么事吗？”
“我就要离开这儿了，有点舍不得，到地里溜了一圈。”
“走，到我家去。今天咱俩好好喝两杯。”钱振东实心实意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