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送包惠小姐回到湘江之后，立即返回到了汕头市。
汕头市关于王仲的调查任务已结束。
曾志和宋琳已经将所有的证据材料梳理完毕，刘伟正在整理着文字汇报材料。
京城的安泉也给宋琳打过来电话，说他们那里的调查任务也已经顺利地完成。
等着刘伟将两名调查甄别对象的文字汇报材料梳理出来后，杨宇等人立即坐飞机返回到了京城。
三个小时之后，还是在情报部秘书处的会议室里，刘伟同志宣读着梳理出的文字汇报材料。
根据杨宇率领的调查组的甄别情况为：
沈图，生于1917年12月桐庐县江南镇西坞村，1937年11月，该同志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后，沈图同志奉命投身于中国民航事业建设，该同志不遗余力地带领民航全体人员，踏踏实实地开辟和发展国际航线，先后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航空协定，建立起了一个以京城为中心、通向五大洲的航空网，实现了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生前提出的关于“飞出去”的遗愿。我国民航安全飞行在国际上有良好的声誉，这与沈图同志的努力工作和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在新中国民航建设史上，正如《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创建者》一书中提到：“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沈图同志的业绩，他为新中国民航事业作出了一个又一个贡献”。
调查中发现并查明，沈图同志身边的秘书苟健民，利用职务之便，打着招待民航总局客人的名义，用公款大吃大喝，共计22次次，计消费币5100元；打着沈图秘书办的名义，索要国内外的航班机票共281张，售卖了之后，共计获得非法收入币余元；私自代沈图与拒绝了个别民航总局人员的汇报工作；总共让国家直接经济损失币元。另外，对沈图同志的谣言，也是民航总局另一个被米国策反的干部蒋崇洋等人编造出来的。
甄别结论：调查组认为，在截止调查之时，沈图同志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党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先进分子，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创建者，是现任民航总局的一位好干部、好领导。
王仲，1927年生于天津蓟县，1947年参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76年2月起，任海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81年8月调任汕头地委任政法委副主任。王仲从在海丰县任县委书记期间起，蜕化变质，执法犯法，从事经济犯罪活动。
自1979年下半年至1981年7月，王仲先后收受和索取6名申请去湘江人员贿赂，计有电视机6台，收录机2部，电冰箱1台，共计折合币元。
自1980年7月至1981年8月，王仲以“作价样品”、“照顾领导”、“外出需要”等作为借口，大量侵吞缉私物资，先后通过缉私管理人员从汕尾镇、海丰县等缉私物资仓库中，拿走手表263只、收录机17部，电视机1台，电风扇2台，以及其他物品1部，共计折合币元。王仲还纵容其妻子、子女参与犯罪活动，将贪污、受贿得来的大部分赃物，由其妻子、子女等人在私货市场上出售，谋取巨额赃款。为了方便拿回更多的缉私物品，王仲分别把家人安排到重要的工作岗位，带领全家人从事经济犯罪活动。其妻子从一名无业人员，成为县文化馆副馆长，不久后又调到了汕头地区民政处。他的几个子女也都成为了公职人员，并转成正式干部，之后又分别调到政法部门，在王仲的安排下，王家成了一个“政法之家”，为他们的抢私、贩私不法行为“遮风挡雨”。为了掩盖其罪行，王仲与妻子陈巧兰、儿子王建成等人将赃款赃物转移疏散到8个亲友家窝藏，并与相关人员订立攻守同盟，对抗审查。调查发现，王仲用18个人名将4.5万余元赃款分别储存在10个储蓄所，开出存单42张，并在其多名亲戚家中藏着价值1.9万元的赃物。
王仲身为县委书记，汕头地区政法委副主任，竟无视党纪国法，利用职权，以权谋私，任人唯亲，肆意进行经济犯罪活动，在他的纵容和影响之下，海丰县的一些干部和缉私物资管理人员，乱拿与私分缉私物资的现象十分严重，海丰县的走私贩私一度泛滥成灾，社会秩序混乱，沿海的个别社、队的基层党组织，丧失战斗力，有的甚至烂掉了，王仲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王仲的犯罪活动，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声誉，危害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甄别结论：调查组认为，王仲已经完全丧失了党性原则，蜕化变质成了贪污腐化分子，任人唯亲，以权谋私，大肆参与抢私、走私和贩私，利用职权索贿、受贿和侵吞缉私物资，总额达到6.9749万元。涉嫌参与了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
刘伟宣读完毕后，会议室内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预示着杨宇所率调查甄别组顺利完成了任务。
杨宇说道：“感谢大家这些天来的辛苦付出，文字材料一份请档案室存档，一份按罗部长要求，随同全部证据材料，请钟华同志护送黄朝和刘伟两同志，立即送交给有关部门处理，我们的此项工作就算圆满完成了，再次谢谢大家！”
杨宇刚讲完，罗青长部长就高兴地推门进入会议室来，说道：“祝贺你们顺利地完成了此次调查甄别任务！将调查甄别材料送交有关部门之后，准许你们明天在家休息一天，后天一早上班，仍然是你们此次组队的这些人，组织上将交付给你们新的更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