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城里面，只有出过县级干部的家族才算顶级。
县级干部算得上“高干”，退休后还有一定影响力，可以惠及孙子这一代，换句话说，可以保证三代昌盛。
可一个县城里面县级干部凤毛麟角，正县级领导岗位仅有四个，分别是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如果人大主任由书记兼任的话，又少了一个位置。
接下来是副县级领导岗位，有县委常委、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也就是“四套班子”领导，再加上少数特殊的副县级领导，比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主任，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满打满算也不超过四十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2年那个时代，不是讲“四套班子”，而是“五套班子”，把纪委也算了进来，但纪委副职级别不够，这样讲从政治逻辑上不通，因此以后越来越少提“五套班子”，而是提“四套班子”。
其中，这些县级领导不都是本地人，甚至大部分都不是本地人，尤其是书记、县长等重要领导岗位，根据有关规定要回避原籍，多是上级单位派下来的，干几年就走了，留给本地人的县级职务其实根本没多少。
在职的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再加上退休的几十个，组成了一个县城最顶尖的权力结构。
本地人一旦干上县级领导，必然在实权正科级岗位上浸淫过多年，根基人脉非常深厚，门生故吏遍布全县，虽然可能只是个人大副主任或政协副主席，但地位不同凡响，甚至能形成家族势力，不可小觑！
后世2008年，北大某博士在某省新某县挂职县长助理两年，作了一个调查，深度反映了中国县级基层的官场现状，发表后引发重大反响。
他的调查称：“该县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所在地市其他县人。”
“在县里，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可以断言，这21家大家族里面追溯三代，必然有退休县级干部坐镇，也就是县城里如假包换的顶级家族！
调查又称：“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该县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
“近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
调查中提到的小政治家族则是由实权局长、乡镇党委书记、少数几个大老板构成，人数不超过一百，也可以称之为一流家族。
其中这些大老板们所从事的产业多是资源型行业，比如砂场、煤矿、石场，其从事特点是门槛极高，主要核心竞争力是有关部门的批文........
顶级家族和一流家族这些政治家族，构成了县城里的特权阶级。
该调查总结了县城政治家族存在的特点：
“1、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
“2、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
“3、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
可以看到，政治家族的目标不光是这一代富贵显赫，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子女，并通过联系这种方式，将优势固化下去。
中国的主体是熟人社会，在县城里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县城官场里混，除非有很强的能力和机缘，否则关系是第一位的。
一个位置，你也行，人家也行，这个时候拼什么？
不就拼关系，看有没有人给你说话么？
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到上。
蒋明安所在的供电公司是实权单位，但政治地位和发计委、财政局这些能产生县级领导的单位还差了一筹，再加上蒋明安只是二把手，所以他们家只能算是次一流家族。
只差了一级，只能算边缘化的特权阶层，也就意味着地位不稳固。
稍有不慎，蒋明安辛苦一辈子积累的优势就会化为泡影，出现阶层跌落。
同时，也意味着，蒋明安有更强的焦虑感，他在基层混了一辈子，什么都见过，深知里面的艰辛，更知道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道理，因此，他有更加强烈的联姻欲望。
他是农村出来的，穷怕了，实在不能接受子孙再回到那种状况！
而他只有一个女儿！
他们家族想要延续辉煌，甚至实现突破的话，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了。
寄托着全家的希望！
必须选个最好的女婿！
这不光关乎女儿的幸福，也关乎他们家的兴衰荣辱！
如果，如果女儿真的能嫁给郭天宇的话，那该多好啊。
郭健比一般的县级领导地位要重要得多，他现在已经是常务副区长，比一般的区委常委还要高。
而且他才四十多岁，仕途明显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怕是很快就能接副书记，再往上就是区长，或是交流到哪个县当县长。
如果要是来宁水县，蒋明安心中一阵冲动。
或许，或许，他的机会来了，他蒋家绝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