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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倡议在波斯佩洛夫的报告之后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应该主动去揭露慈宗犯下的罪行。
但莫洛托夫再一次站在了赫鲁晓夫的对立面，他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发言说：
“同志们，慈宗所作下的事情是要批判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始终要保持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慈宗仍然是太祖事业的继承者和坚定的履行者。也就是说，在批判慈宗错误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他的功绩。”
之后，莫洛托夫效法波斯佩洛夫，也对慈宗的功绩做了专题报告：
慈宗青年时期选择离开神学院，全身心的投入到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之中，协助太宗完成了革命壮举。太祖逝世之后，慈宗一心一意领导联盟继续向前。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联盟之后30年的国运昌隆。联盟能够生存到现在，慈宗的贡献是不能被埋没的。
从25年开始，慈宗的经济政策成功让联盟实现工业化，并且十分重视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为现在联盟工业实力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慈宗，那联盟是无法在经济建设上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的。联盟工业体系的建设，慈宗的贡献更是不能被埋没的。
莫洛托夫又说：
“联盟能够在短短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这是人类历史的奇迹，是慈宗领导之下的奇迹。”
“这不是奇迹！这是全联盟所有工人和农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功劳不是他一个人的！”
“论贡献，郊区的农民都比他多得多！”
莫洛托夫的报告被粗暴的打断了，台下坐着的这些人过去三十年在慈宗高压下积攒的怨气瞬间爆发了出来。十几分钟后，会场维持秩序的工作完成。刚才情绪激动的那几位被临时放了假，可以回家休息一天。
报告继续：
之前波斯佩洛夫同志的报告中关于大运动会的部分，我在这里要做一个可能是不合时宜的澄清——在座的所有人都应该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西方对我们联盟始终是仇视的。因为联盟不断地在取得胜利，不断地在走上坡路，而西方在走下坡路。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的各种内部的破坏活动各位是有目共睹，慈宗开始大运动会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也承认，在大运动会过程中是有许多无辜的人遇害。但慈宗也很快发现了问题，并将运动会扩大化的罪魁祸首处刑。固然，运动会扩大化的责任在慈宗本人，但绝对不像波斯佩洛夫同志所说的那么的严重，波斯佩洛夫同志报告中的数字也是有待考究的。
最后关于大运动会我要说的是：这场大运动会只是在上层之中展开，对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影响，对经济建设没有影响。其危害，我觉得是言过其实的。
报告继续：
上次大战中，联盟从一开始的惨败到之后的全面胜利，慈宗是功不可没的。他先后亲自担任国防部长，大本营统帅等职务，亲自下场指挥战役，亲自上场部署军队。他不仅仅名义上是所有部队的最高长官，实际上他也确实领导了联盟最终走向胜利。
在慈宗的英明指挥下，红军摧毁了西方的敌人，又摧毁了东方的敌人。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慈宗对部队的指挥起到的关键性的作用。
报告继续：
24年，在慈宗的授意之下联盟创造了布尔什维克的蒙阿古，成功在东方建立了第一个桥头堡。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二十多个布尔什维克的地区成为联盟的坚定盟友。
到慈宗逝世之时，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联盟的保护之中。慈宗改变了世界，他留下来的也将继续改变世界。
——这里顺带提一句，之前以利亚帮卡图科夫写文章的时候提到了核战争消灭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来源就是这里的数据。当时的原话是：最理想的状态下，世界三分之二的人都将会在核战争中死去……27亿人口在战争结束后只剩下9亿人——牺牲世界18亿人口换来西方国家的灭亡，换来世界的永久和平……
在这篇文章中所谓的牺牲18亿人，说的就是牺牲在联盟保护之外的三分之二的人口，这个不难理解。相信只要读过书的，都知道以利亚在背后隐喻什么。
报告继续：
慈宗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犯过错误，但我们不能因为他犯过错误就否定他。我们必须承认并且牢记：慈宗是一个哲学家，一个经济学家，一个理论家，一个军事家……他的一生都在为联盟奉献。
他是人类文明的拯救者，是扭转乾坤的巨人。
纵使他在过去犯过许多的错误，但这错误相比于他的贡献，那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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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的报告，全文充斥着旧时代的遗风。他的这个报告写得，就好像慈宗现在还活着一样。
是的，在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提出要批判慈宗犯下的罪行时，其他所有人都像莫洛托夫一样——因为他们还活在慈宗在世时的恐惧之中，不敢说一句真话。
面对其他人在会议上的批评，莫洛托夫争辩说：
“你们可以说我还活在对慈宗的无限崇拜之中，但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也无限崇拜过太祖，难道我们连太祖都要否定吗？”
两派人的争吵一触即发，这时卡冈诺维奇连忙站出来说：
“我觉得赫鲁晓夫同志在批评慈宗错误这点上的各种建议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要冷静下来，好好审视批评的各种措辞。批评是好的，柔和的批评会更好。最起码我们在批评之后，慈宗的形象仍然应该是高大的。”
伏罗希洛夫也说：
“慈宗犯下错误，主要还是敌人太过于步步紧逼让慈宗失去了冷静。联盟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即使是到了现在也是四面八方都充满威胁。因此慈宗犯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向卡冈诺维奇同志说的那样，用柔和的批评去看待慈宗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