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的这一番瞎折腾，也引起了时任山东东西道按察使何荣祖的不满，他怒声陈斥了乐实的所作所为，并狠狠参了他一本，忽必烈这才下了一道旨意斥责了他的行为，同时命令关闭胶州湾航道，这才将这群苦命的漕运官兵们解救出来。
而就是这样一个视百姓为刍狗的人所提出的建议，又怎么可能是为了百姓好呢？
但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能跟乐实这种人玩到一起去，脱虎脱和三宝奴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好饼，跟乐实都是一丘之貉。
他们所想，不过是想要找到一个搞钱的办法来维持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而已，至于下面的百姓是死是活，跟我有个毛的关系？
就在这样的前提下，《改钞法》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改钞法》规定，全新发布的至大宝钞与至元宝钞的兑换比例为1：5，即1两至大宝钞相当于5两至元宝钞，而更早发行的中统宝钞则完全被废弃，彻底沦为了一张废纸。
同时由于新的宝钞投入了市场，为了防止新宝钞贬值，同时也是为了让新宝钞迅速取代旧宝钞的流通地位，《改钞法》还特意制定了一条规则，即一两白银可兑换一两至大宝钞，但脱虎脱与乐实等人却忘了，都是脖子上长一个脑袋的人，谁也不比谁聪明，谁也不比谁傻，大元朝廷每发行一次宝钞，老百姓手里的钱就贬值一次，智障才愿意拿保值的银子去换不保值的宝钞呢，万一过两天皇上心情好，再印发一批宝钞，到时候这批宝钞估计连当厕纸都嫌剌屁股。
可新宝钞已经印刷出来了，即便没有白银兑换也必须要流向市场，因为这批新宝钞的使命就是要解决目前大元帝国的经济危机，所以即便脱虎脱等人已经意识到《改钞法》可能已经失败了，但仍然硬着头皮将这批多达一百四十五万两的新宝钞也投放到了市面上。
可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通货膨胀更加严重，百姓们手里的钱再次贬值，物价再次飙升，百姓们再次陷入了卖房卖地然后再卖儿卖女卖老婆的循环当中。
造孽啊！
可悲的是，《改钞法》的失败虽然使脱虎脱等人意识到大元帝国的根本问题完全不是凭借发行纸钞就能解决的，但他们却并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可《改钞法》的推行已经使得国内的经济情况再次恶化，通货膨胀变得极为严重，他们身为政策的颁布者，又不得不处理自己所造成的烂摊子。
不过你要是让这哥几个吃喝嫖赌，可能他们还算在行，让他们处理经济问题，那就相当于是要了他们的狗命了。
但俗话说的好，龙有龙道，鼠有鼠道，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个诸葛亮呢，整个尚书省这么多人，这么多脑袋摞在一起，再咋样也能想出来个处理办法吧。
还真别说，经过了一番冥思苦想，还真让他们想出来了个办法。
啥办法？
增税！
而且这个增税不单单只针对百姓，连官员们也被牵连其中。
新《税课法》规定：拘收所有赐田及官吏禄田还官，定流官封赠。
（流官，指的是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安置的地方官，一般是中央派遣，有一定时间的任期，与当地的土官互相配合，共同治理这些地区的百姓，也相当于是中央派驻在各地监视土官的眼线，由于古时这些地区都属于蛮荒之地，补给不便，所以中央朝廷一般都会给他们一些封地，作为他们的收入来源，这种情况始于元朝，在明、清时期极为盛行）。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很有效的办法，虽然劳民，但是聚财啊。
【最闪亮的那颗星】
我一直坚信一句话，那就是再黑暗的夜晚，也会有璀璨的星河，而下面的这个主人公，无疑就是这条星河中最闪亮的那颗星。
就在尚书省的这群白痴颁布了这两条明摆着就是想置天下百姓于死地的政令之后，一封厚厚的时政书便送到了御史大夫的桌案上。
这封时政书的主人叫做张养浩，时任御史台监察御史。
乍一听，监察御史应该是个很牛的官，但实际上这个官职的品级是正八品，而且人数众多，光是大都的御史台总部（俗称内台）就有32员监察御史，除此之外，江南行台还有28员，陕西行台还有20员，可谓是芝麻官中的芝麻官，若要论起实际地位，可能还比不上孙猴子的弼马温。
如果按照正常来说，这个职位应该都是由皇帝的亲信来担任，毕竟它的设立初衷就是皇帝给自己设置的一个保险，让他能够时刻了解天下的情况，而且不用经过中书省或尚书省这些中枢机构，以免被有心人刻意蒙蔽。
但这样做有个前提，就是这个皇帝一定得是明君，即便不是明君也应该是一个比较勤快的皇帝，最起码他愿意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而不是嫌弃这些监察御史们烦。
很显然，有元一朝的大部分皇帝都不满足这个条件，他们将监察御史这个本应该成为自己耳目的职位当作发配失意者的去处，以免让这些人天天在自己的耳边唠叨。
不仅如此，由于其岗位职责就是监察百官，所以不仅皇帝嫌他们烦，朝中几乎所有的官员对他们都颇为忌惮，在初设之时甚至都不允许他们从正门出入朝堂，平时只能走侧门，而且非有要事奏报不得进入殿廷。
而偏偏就是担任这样一个职位的职场失意人却偏偏向那些职场红人发起了挑衅，这又是因为什么？
一切，还要从这个人自身说起。
张养浩，字孟希，号云庄，汉人，山东济南人，我国古代着名的文学家、政治家。
我第一次听说过他的名字是在八年级下半学期的语文课本里，他的那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为官者的无奈。
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这首典型的元代散曲吧。
《山坡羊·潼关怀古》
——张养浩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
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
百姓苦；
亡，
百姓苦。
能写出这样东西的人，能够做出刚才的这种行为也就丝毫不稀奇了，毕竟他的眼中不止有官运亨通，还有黎民苍生；他的胸中不止有腹黑谋略，还有天下百姓。
其实张养浩进入政坛的时间并不断，早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他便因才华横溢而被时任山东按察使焦遂所赏识，推荐他做了东平学正（从九品）。
四年之后，年仅23岁的张养浩离开了东平，遵从父亲的意愿前往大都求职，正所谓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时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的不忽木在看过他的文章后大为欣赏，力荐他做了礼部令史（从九品），后来又推荐其进入了御史台。
大德九年（1305年），张养浩被任命为堂邑县尹（从七品），在任上执政为民，获得了百姓们的称颂，并在两年后权理博平县事（相当于代理博平县令，从六品）。
海山登基后，由于封了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当太子，所以必须要给他配备一些执政班底，可鉴于海山允许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各个岗位都安插一些自己人，使得东宫所需要的属官数量极度庞大，所以爱育黎拔力八达便开始在全国各地搜索人才，声名在外张养浩自然也落入了他的眼中，于是爱育黎拔力八达下旨将张养浩召为太子文学（正六品），可还未等其就职便被改任为监察御史（正八品），但由于此职位级别太低，又给了他一个翰林待制的官位（正五品）。
说到这里，我多讲几句。
翰林，则是分为两种，一种叫做翰林学士，供职的地方叫做翰林学士院，承担的是替皇帝起草诏书的职责，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属于皇帝亲信，也算是朝廷重臣。
而除了翰林学士之外的其他翰林则被统称为翰林供奉，他们供职的地方叫做翰林院，岗位职责和翰林学士大同小异，不过相比于翰林学士，他们的重要程度更低，算是翰林学士的备选库，一旦有翰林学士离开了朝堂，皇帝就会从这些翰林中选调自己比较得意的人填补空缺。
可以这么说，朝中大员基本尽皆出自于翰林院，而天下的莘莘学子们能够由翰林入朝为官，也是他们的终极人生理想，是儒家学说中“达则兼济天下”的表现，如唐代的李白、白居易，宋代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代的宋濂、方孝孺、张居正，清代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出身于翰林。
看到这里可能好多人会奇怪，照你这么一说，爱育黎拔力八达这不还算是挺看重张养浩的么，能给他整到翰林院去，这不妥妥的平步青云嘛。
不不不！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张养浩的这个翰林不是真正的翰林，他是翰林待制。
翰林的意思我刚才解释了，待制又是啥意思？
从字面上来理解，待制就是等待诏命的意思。
翰林待制，就是等待正式诏命的翰林，顶天算个预备役翰林，距离真正的翰林还差一步，而偏偏就是这一小步却犹如天堑一般，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迈不过去。
而且别忘了，翰林之所以牛逼，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科举制度。
翰林院，那都是读书人聚集的地方，而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才有被皇帝“点翰林”的机会，可现在是什么朝代？
大元朝！
科举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呢！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别说他一个翰林待制了，哪怕是翰林学士又有个屁用，都是虚名罢了。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张养浩这个翰林待制，只算一个名誉头衔，只有五品官的品级，但却没有五品官的权力，他真正能发挥能力的岗位，还是那个小小的八品监察御史。
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岗位上，张养浩却并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像其余的同僚那般尸位素餐，反而将天下的百姓都系于心上，多次为他们发出声音。
早在堂邑县担任县尹的时候，张养浩就曾做过一篇叫做《牧民忠告》的述职报告，其中记载了从受命上任到离职休养共十个方面、七十四项做人做事和做官的方法。
（这里的牧民不是游牧民族的那个牧民，而是治理人民的意思，《牧民忠告》后来也成为了为官之道的范文，无数有志于仕途的学子们都从这篇文章中汲取精神养料）
而在成为了监察御史之后，张养浩也在积极地进言献策，可他提出的问题却往往和皇帝背道而驰，比如海山想复设尚书省，张养浩却上奏折反对，说中书、尚书两省并行根本不可取，尚书省没有复设的必要；在尚书省重立之后，张养浩上书说尚书省这帮人都在瞎搞，是变法乱政；海山去大都南郊祭祀，结果到了祭祀的吉时感觉身体不舒服先行回宫，让脱虎脱等人替他祭天，结果当天刮起大风，气温骤降，冻死了许多人，张养浩又上书说：“这是找了错误的人来替代祭祀，所以上天变化气候来警示皇帝。”
不仅如此，他还又写了一篇叫做《风宪忠告》的文章，后来也和《牧民忠告》一样成为了天下学子们的吏学指南。
可由于他的言论极其锐利，导致他的直接上司——御史大夫也不敢将他的奏折递交上去，不过这也变相地保护了他，没有让这个一心为民的好官过早地夭折在政治斗争中。
可作为这个黑暗时代中少有的繁星，他早晚是会绽放光芒的。
而这一次，就是张养浩绽放光芒的起点。
在以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尚书省核心“缺德团体”发出了《改钞法》和增税这两条荼毒万民的政策后，张养浩又一次站了出来，义愤填膺地写下了一封厚厚的奏折，而且为了防止再次被上司将奏折拦截下来，他将这封奏折以时政书的方式递交了上去。
这一封时政书，就是元武宗时期赫赫有名的《上万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