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相传，鸵鸟在沙漠里遇到危险时会把头埋在沙子里，看不到敌人，也就没有了危险。听起来荒诞，但现实世界里人类却经常在使用，比如当时的南宋首相贾似道。
景定元年五月，朝廷接到报告，说以蒙古翰林学士郝经为首的使者团来到南宋边境，请求进入南宋商讨议和细节事宜，请朝廷回复要不要放行。
接到消息，贾似道知道坏了，当初在鄂州蒙军退兵那是得到贾似道的许诺的，要花钱买和平。蒙古人办事效率很高，开庆元年末蒙军退兵，不到半年使者就来了，可贾似道的议和只是口头上答应，根本就没有也不敢往朝廷里报，虽说理宗不管事儿，可朝廷里还有那么多谏官，称臣纳贡这种事儿要是被捅出来，贾似道祖坟都能让谏官们给掀了。
如果同意使者入境，蒙古人一旦来到朝廷，那么贾似道的花招儿将全部败露，丢官丢命都不稀奇。可如果不同意使者入境，人家直接回去报告了说南宋不守承诺，忽必烈知道之后不是一样要兴兵讨伐？
入境也不是不入境也不是，左右为难的贾似道想出了个十年脑血栓级别的解决方案，把使者抓起来，软禁。
使者来了吗？来了。谈了吗？谈了。谈的怎么样？等使者回去汇报。使者人呢？已经谈完了，他什么时候回去只有他自己知道。
古代封建社会通讯手段落后，被软禁的郝经根本没机会向忽必烈和蒙古朝廷汇报，忽必烈左等右等等不到郝经回来，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到底南宋方面是几个意思，加上当时与阿里不哥战事未平，也没敢轻举妄动。
不做大动作，但可以搞点儿小动作。景定二年刘整降蒙之后向忽必烈献计，南宋两淮地区水网密集蒙军骑兵不易作战，想要灭亡南宋，最佳方案就是从河南直趋襄阳，拿下襄阳后沿汉江进入长江再接着顺流南下，便可轻易攻破临安。
襄阳对于南宋国防的重要性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其实早在刘整之前，蒙军名将郭侃等人也提出过拿下襄阳而后顺流灭亡南宋的建议，但都被忽必烈否决了，如今面对刘整的献计，忽必烈却欣然接受，原因主要在于刘整不仅给出了战略级的建议，还给出了战术级的措施，让忽必烈听后非常认同。
给领导汇报工作就是这样，光汇报目标领导肯定不爱听，要汇报就要把实现目标的措施都讲清楚，有靠谱的措施才有靠谱的目标。
刘整取襄阳的措施虽然简单粗暴毫无技术含量，却找准了宋军弱点-给时任京湖制置使的吕文德送礼。
吕文德早年曾任赵葵部将，从端平入洛开始就与蒙军作战，赵葵罢官后又跟随李曾伯驻守京湖，后来兀良哈台从西南入境后又奉命到播州（今贵州遵义市）一带防守。到了开庆年间蒙哥攻打钓鱼城，吕文德又奉命率水军救援，在重庆府外的长江上被蒙军拦住，对峙多日。最后蒙哥暴毙，趁着蒙军退兵期间冲破封锁进入重庆府。与王坚二人一人守钓鱼城一人守重庆府，勉强保住了夔州路。
蒙哥死后，蒙军的攻势并未停止，当时四川方面蒙军退了，可鄂州方面忽必烈又率大军入侵，贾似道在鄂州苦苦支撑，吕文德又率水军从重庆赶来，进入鄂州与贾似道会师，并最终协助贾似道连哄带骗与蒙古人达成协议，以南宋称臣纳贡换取了蒙军退兵。
鄂州的并肩作战让吕文德与贾似道结下了生死之交，贾似道回朝不久后便升任吕文德为京湖制置使、开府仪同三司。
领导投桃了，自己自然也要报李，景定年间贾似道在全国推行打算法，各地守将都被折腾了个够呛。当时仅剩夔州路一路的四川制置使在朝中地位较低，大部分由京湖制置使兼任或推荐人赴任，而时任四川制置使俞兴就是吕文德推荐的人，俞兴放任朝廷官员对刘整实施打算法之后刘整降蒙，接着又击败了前来平叛的俞兴，吕文德只好亲自出马讨伐刘整，最终从刘整手里夺回了泸州，而潼川府路其他州县就此落入蒙古人手中。
四川局势已经无可挽回，京湖又不能不守，吕文德仅率京湖宋军根本无力对抗四川的蒙军，只好退回来继续守京湖。可刘整降蒙了之后带去了宋军大量军事机密，其中就包括吕文德的个人信息-贪财。
在刘整的伐宋战略里要先去襄阳，襄阳城防坚固且有汉水经过很难围死，想要拿下襄阳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而打持久战就要把城寨修到襄阳附近，方便蒙军转运粮草。
在襄阳城外修城寨很难躲过宋军的眼睛，但如果打着榷场的旗号就可以很方便的麻痹敌人，宋蒙两国是敌国，原本不允许开办榷场，可京湖是吕文德的地盘，只要吕文德同意榷场就能开，于是在蒙古人派使者去给吕文德送了礼之后，吕文德同意了，宋蒙两国就在襄阳城外开设了榷场，每天人来人往南北货物互相贩卖好不热闹。
榷场开起来后，蒙古使者又来了，说榷场附近经常有盗贼出没袭击蒙古商队，请求允许蒙古方在榷场附近修筑军寨以保护货物。
修军寨是宋军的特长，吕文德也不陌生，蒙古人以保护货物为借口修军寨到底是什么意图吕文德摸不清楚，但蒙古使者又伙同吕文德身边亲信一起忽悠，最后居然就把吕文德给忽悠住了，同意蒙古人修筑军寨。
军事设施这种东西一定不能设置在威胁范围之内，否则就是受制于人，要不当年韩国引进萨德我们怎么强烈抗议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但如今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懂的道理吕文德却不懂，从景定年间开始一直到咸淳初年，蒙古人连续在襄阳城外修筑了白河城、鹿门山城、万山城等大小军寨十四座，成功的构建起了襄阳城外围包围网。
南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年末，吕文德做出了在襄阳一系列军事部署中唯一正确的安排，派堂弟吕文焕驻守襄阳。
吕文焕自早年从军就一直跟随堂兄吕文德，东征西讨到过不少仗，虽然是堂兄弟血缘关系很亲，但兄长吕文德对吕文焕的要求却没有因为亲情放松，与其他部将一视同仁，甚至在刘整叛蒙后吕文德前去平叛时，因为吕文焕作战不力，吕文德亲自上梳朝廷将堂弟官降两级，一点儿都不含糊。
虽然被兄长降了职，可从四川回京湖的时候吕文德还是把吕文焕带了回来，到了咸淳年间，襄阳方面的敌情一封接着一封的送到吕文德鄂州帅府，蒙古人虽然没有发起进攻，但一座座军寨环绕在襄阳附近终究来者不善，于是派出堂弟吕文焕前往襄阳驻防，防止蒙古人继续搞小动作。
咸淳三年底吕文焕来到襄阳，被眼前的局势惊呆了，从汉水北的樊城到汉水南的襄阳，蒙军的军寨一座接着一座，已经结成了连珠寨，襄阳已彻底陷入蒙军的包围圈。
危机重重，吕文焕立即派人向鄂州报信，接到吕文焕报信的吕文德一开始还不敢相信，但随着吕文焕接二连三的来信，吕文德逐渐感到事态的严重性，连忙上梳朝廷请求增援，以防蒙军大举进攻。
吕文德的觉悟来的太晚了，南宋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九月，蒙军发起总攻，正式打响了襄阳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