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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知《周易》类同诗的形式和思维方法，不难理解是受到诗性的思维影响。而“诗性思维”在中外学者研究认为是神话思维的结果。无论《诗》里诗歌的比兴，或《周易》里的比喻说理及经验归纳对比论证，或《易传》里出现的八卦取象（类象），都应该说是原始思维表达方式。这种原始思维如何在先秦诸子精英中不但没有排挤，而且却得到推崇继承与发展。无论《论语》还是《老子》这些文章里的命题常常只是一个比喻。而《庄子》一书里则多是用寓言喻说事理。无论《大学》与《中庸》短短的文章里，而引用大量的《诗》文作为观点的论据。先秦诸子精英同样进行的是一场东方的“精神运动”，可为何继续的是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却让今人匪夷所思。
马中的《人与和》一书中，用“中国哲学的诗魂”表述了先秦诸子们表达思想的方式。
孔子，老子常常只是一个比喻
诗，易的艺术表达方式，对先秦诸子的文章产生了广泛影响。孔子表述观点经常用比喻手段，乃至采用诗意的句式，赋而不议，兴而不咏。《论语》中有许多形象化的命题语言。比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
《孟子》一书，运用比喻论证竟达到61处。如“王好战，请以战喻”（五十步笑百步），秋毫与整车柴草之喻（明察秋毫），鱼与熊掌之喻（舍生取义），还有水深火热，杯水车薪，揠苗助长等，都是着名的取象类比的例子。
老子的论点也常常只是一个比喻。比如：“天地之间，其犹橐龠（古代风筝）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第五章）
“鱼不可脱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三十六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
墨子：用形象化来推理。
孔子：用水解释兵法。
庄子：用寓言表现哲理。
《韩非子》：储备了许多故事。
惠子：无僻则不能言。
古代哲学用形象方法来作为哲学争论的问题，如《孟子·告子上》孟子与告子对人性的辩争的问题，步步是来借物比喻，最终偏离人性论辩争的主题。两汉以后，中国思想家们围绕形神关系展开过持续深入的辩证。这场延续数百年之久的哲学论争，仍然是以取象比类的方式进行的，表现为不同的喻体，喻意之争。
形，即人的形体。神，即人的灵魂。形神之辩的焦点是有没有离开人的形体而独自存在的灵魂。
东汉桓谭用蜡烛与火光的关系来比喻形体与精神的关系。“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没有蜡烛就没有火光，蜡烛燃尽，火光同时熄灭。
王充《论衡·论死》也运用“火”来比喻“形神”关系，“人之死，犹火之灭也”，来喻证人死不能为鬼。任何比喻都存在着缺陷，比喻只能对事物浅表的认识。到了东晋僧人慧远提出“薪火”之喻，来喻证人死而灵魂不灭的理论。认为“火之传亦薪，犹神之传异形”。可见用比喻来论证事物的为我所用的应变性。慧远以薪可燃尽，火可常存来喻证形体可死而灵魂永存。也正是用“火”做比喻。为人死而灵魂存在而寻找到的理论根据。这就是类比联想思维的结果。似乎说理特强，很有说服力，实则是喻体的错位。到了南朝的范镇，着《神灭论》，批判佛教的神不灭论，提出另一种新的比喻—“利刃”之喻。
“神之于质，就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神”好比刀之利，“形”好比刀之刃。没有刀刃就没有锋利来喻证形体亡而神不存的道理。这只是更换新的一种喻体而已。与“薪火”之喻没有本质区别。既然“火”可以传，那么“刃”也是可以磨的。虽然刃利之喻，可谓形象鲜明；但用一个比喻想说明“神与形”，即人的灵魂灭与不灭，显然是不可能的。打比方只是增加说明的形象性，但不能说明事物的本质性。(以上参阅马中《人与和》一书中的“中国哲学的诗魂” 《人与和·中国哲学简明读本》 陕西人民出版社 马中着 2007年版)
无论是用“诗魂”，还是用“诗性智慧”来阐述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及所总结出历史上诸多的思想家们的诸多用“诗”的语言手段来作为表达其哲学思想的方式。都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思维之树上结下的丰硕之“果”。那么是什么遗传‘基因’导致这如此之“硕果”呢？
学者多看得见的是累累硕果(即传统思维方式上的比喻，类比、形象、寓言等)，而少有看得见累累硕果之树的遗传基因，即导致传统思维方式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