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听听现代史学家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说法。
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说：
“《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
因为它自己是一些神秘的砖块——八卦——所砌成，同时又加以后人的三圣四圣的几尊偶像的塑造，于是这座殿堂一直到二十世纪的现代都还发着神性的幽光。
神秘作为神秘而盲目地赞仰或规避都是所以神秘其神秘。
神秘最怕太阳，神秘最怕觌面。
把金字塔打开，你可以看见那里只是一些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着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1页）
看郭沫若发出诗性般语言的说法，多么的诗意啊。郭沫若不但是甲骨文与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与诗人。
这论证《周易》也不忘体现诗人的浪漫。而正是“诗性思维”才把《周易》弄的神秘。你看到郭先生这用“诗”的语言说《周易》，能不把《周易》看的神秘么？
郭先生又说：“《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着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5页）
“《易经》全部就是一部宗教上的书，它是以魔术为脊骨，而以迷信为其全部的血肉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着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年版 第40页）
就连郭沫若这一身兼多“家”的大学者，把《周易》说的干脆利落，《周易》是巫术。既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又是灵签符咒。不知历史学家郭沫若是如何考证出这种性质的。单从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看，郭是从《周易》一书的文章句子里断章取义而抽出认为可反映某个时代生活、宗教等并归列一起的“断句”，再分析出自己认为的根据来。这本身是一种望文生意、主观认为。所以郭沫若推导出的那些说法，是十分错误的。如郭沫若见《周易》文章中出现有“鱼”，有“猪”，有“马”的句子，就归到 一起来分析，就认为《周易》一书产生在“渔猎”的原始时代，这种学问做的太不可思意了吧。郭沫若对《周易》的那种研究方法是误人子弟的学说，而用《周易》里的文章“断句”，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岂不是误入歧途。
而另一位史学家侯外庐则认为“《易经》是杂乱伪书，最好不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2版 第49页）这候外庐认为作为史料来看《易经》是杂乱的伪书，恐怕是隐含真对着郭沫若从《周易》中推导出古代社会情况的批判。但侯外庐先生却把《易经》定性为“杂乱伪书”，虽然不涉及是卜筮之书否，但“杂乱伪书”的性质就把《周易》给抛弃掉了，还有什么价值与意义呢？
台湾的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里对《周易》是这样的说法：“《易经》是一部暧昧不明的形而上学的玄书，它所用的字句简单而模棱，因之使它显得好像十分深，读者们可以站在各种角度，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只因它是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期的着作，而且据说出自周王朝开国英雄姬昌（第一任国王姬发的老爹）的手笔。所以孔丘怀着敬畏的心情，小心翼翼地避免太多地触及到它的实质问题，他叹自己生命的短促，没有时间深入研究。可是，星象家却不像儒家那么尊重它，老实不客气地用它来推测未来，一直到二十世纪，仍把它当作一部占卜吉凶的巫书。”（《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48页）
柏杨这种演义化的史说，却也让人对中国历史没有以往那种敬重感了。柏杨虽然认为《易经》是一部暧昧不明的形而上学的玄书，在历史上成为星象家们占卜吉凶之用至到今天。柏杨这种看似玄妙的说法，实乃是对《周易》或《易经》的内容称为都分不清，不能不以一个“玄书”来解释他认为的《易经》，实质他什么也没说清。
金景芳教授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易学”专家。
金景芳与吕绍刚合着的《周易全解》一书“序”中说：
“这本《周易全解》包括对《易经》和《易大传》的全部解释……
一、首先需要说的，本书的说解是恪遵孔子作《易大传》所开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并不否认《周易》是卜筮之书。而着眼点却不在卜筮，而在于它内部所蕴藏着的思想……”
（《周易全解》金景芳、吕绍刚着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8年 第1版 1991年第6次印刷）
金先生在他的《周易全解》“序”中对《周易》实际定性为卜筮之书，只是金先生在对认为是卜筮之书的《周易》，着眼点不在其卜筮之术上，而是着眼于卜筮里蕴藏着的思想，这话说的让人理解着就费劲。再者，这“序”中出现的几个概念，恐怕使读者也难以理解。先说“这本《周易全解》包括对《易经》和《易大传》的全部解释。”又说“本书的说解是恪遵孔子作《易大传》所开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并不否认《周易》是卜筮之书。”这里说的《周易》是等同于《易经》呢？还是等同于《易经》加《易大传》两部内容呢？若按“序”说的顺序逻辑，这《周易》是指《易经》加《易大传》了。因书名为《周易全解》，并且“序”中已说“这本《周易全解》包括对《易经》和《易大传》的全部解释。”那么，金先生不否认《周易》是卜筮之书的《周易》是包括了《易传》。这就是说《易传》也是卜筮之书了，这又让人不可思意了。总之，金先生对《周易》的说法是个悖论。
我们再看金景芳的另有说法：“《周易》不能说不是卜筮之书。但是学《易》时也要看到，从最初的卜筮到后来《周易》成书，中间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从形式上看它仍旧是卜筮之书，而从实质上看已变成一部蕴藏着深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着作。当然，《周易》的这个思想是通过蓍与卦来实现的，并且依然把蓍与卦看成是‘神物’。然而这种神物之所以神，并不在于这个神物本身，而在于这个神物背后储藏着关于天之道和民之故的知识。当应用时，也不是认为这个神物可以前知，而是认为它可以作为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工具。这一点，传统的以卜筮为职业的巫史是不了解的。一般人更不知道。应该说，真正了解《周易》的，只有下述两种人。一是作《易》者，而孔子在《易传》里所称道的‘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一是学《易》者，即‘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编’，着成《易传》的孔子。
《周易》之所以不易为人理解，固然在于它还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但是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它的思想理论的高深。”（《周易二十讲》廖名春选编 华夏出版社 2008年版 第37页）
金景芳教授的这种说法，类似于《辞源》里对《周易》的定义说法，“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出现这种悖论，均是看到今本《周易》里的“六·九”爻式的这一外在形式所造成，不能弄清《周易》文本的改造历史。不能认清“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一书的关系。把“六十四画符号”中派生出的八卦筮术，硬往《周易》一书头上套。这是先秦巫史的作法，也是《系辞传》作者们以讹传讹说法的影响。
《周易》的外衣不是《周易》作者披上去的，而是后来史巫披在《周易》身上的神秘外衣。金先生没有看破，历史上很多易学者跟着今本《周易》以讹传讹。
金景芳说的“《周易》不能说不是卜筮之书。”“即从形式上看它仍旧是卜筮之书，而从实质上看已变成一部蕴藏着深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着作。当然《周易》的这个思想是通过蓍与卦来实现的”。
这种悖论是《系辞传》里“《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卜筮者尚其占”的变个说法而已。看似比《系辞》“四焉”说有进步，实质没有本质区别。
总之，金教授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既然认为是卜筮之书了，还有什么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呢？把《周易》说成内容是哲学而是通过占筮的形式来实现的，更是一种有害的说法。《论语》也是哲学，为何不去通过占筮形式来实现呢？金教授还认为《易传》是孔子作的，并且认为《周易》不被人理解，主要是在于它的思想理论高深。可想金景芳在对《周易》的研究上，还有很远的距离。
笔者在“《周易》文本说”有金景芳的《周易全解》“乾卦”的举例，已知是如何解释《周易》的了。这金先生把《周易》说成是通过蓍与卦，就是占卜与算卦的方式，来实现其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实在是错误认为。正是先秦搞筮卜的史巫没有弄懂《周易》文章内容的义理，只看到外在的那套“符号”，才误把《周易》文辞当占辞篡改其文本结构形式。这部《周易》“不易为人理解”，也并不是“主要在于它的思想理论的高深”，而是在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画符号”，而被巫史所利用，而被《易》学研究者所错解，只见“象数”，无视于“文辞”，而积重难返的不再重视《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内容了。把所谓的“伏羲画”、“孔子《传》”，加添到《周易》一书里，庶蔽了《周易》，割裂了《周易》。无论学者说《周易》里蕴藏了多么深邃的哲学道理，但不能排除象数与卜筮说。还说什么这种哲学思想是通过筮卜过程而实现的，这种说法比把《周易》说成是卜筮之书更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