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象数易学”里的“义理派”与“筮术派”
汉朝可以说是“易学”创新时代，而“易学”上的创新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趋于非理性，与先秦“易学”相比是一个思想上倒退的时代。
西汉的“易学”是承继《系辞》里亦巫亦里的学说，并且最终发展了筮术易学，并发展出新的“八卦筮术”（即纳甲筮法），超越了先秦史巫以《周易》而演变出的“八卦筮术”蓝本。
被后来称之谓的汉“象数”易学，既承先前八卦筮术上的“象数学”，又发展其“象数学”。汉“象数学”是一个承上启下，可称为八卦术的轴心时代。后来的一切术数，都可以从汉“象数易学”（两汉“象数易学”是个复杂的概念，既有以今本《周易》为蓝本的学说，又有以《易经》为蓝本的研究学说）里寻到渊源。汉朝里产生了不少“象数易学”者，无论从卦气、风角、星象、阴阳灾异等学说上，都可称之谓是巫术思维复兴的产物。
而汉朝的学术精英层里也多是亦巫亦理的双重文化人格心理，一面习研经学，这种官定的儒家经典，而另一面又如饥似渴的吸收消化同时代里产生的阴阳灾变学说，以次想指导与匡正朝庭和天下。也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汉朝把“五经”做为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由此也使“五经”走向神学化，而用阴阳灾异来释经，因此排除了先秦其它诸子学说，理性的东西被排击了，非理性的东西彰显了。
五经之首的《易经》，是《周易》加《易传》，正是《易传》里的《系辞》里有巫术理论。“五经”本身有巫术思想（因《周易》成为《易经》的内容，而《易经》里的《易传》里有巫术思想），并不排击巫术（筮术本身是巫术的重要一脉）。经学时代里自然培养的是双重人格的儒家人物来。我们且看“五经”内容里所体现的巫术东西。
1.作为“五经”之一的《易经》，到汉时已把《易传》（“十翼”）上升到经的地位，《易》经的内容是《周易》加《易传》。秦时把《周易》看为卜筮之书，不被焚禁。《汉书·艺文志》里说：“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
把《周易》当成筮卜之事，自不是始于秦，而在春秋就开始了（《左传》里记载）。秦认为的《周易》为筮卜之事，当然是指能筮卜的“八卦筮术”易了（即今本《周易》）。即把《周易》改变成能卜筮的那种卦爻式文本。正因秦帝国里把今本《周易》当作是筮卜之书，不加焚烧，才使筮卜之“易”（即今本《周易》）大兴。而到汉时，筮术易也跟着盛行起来。是秦把今本《周易》当成筮卜之书，才使今本《周易》一书得以保存下来，并传者不绝。只有进入专制帝国时代，不去追根求源探明《周易》真相，才真真的会把《周易》看成筮卜之书。专制帝国里不可能产生象帛书《要》里那种理性的认识，也不会再使《要》文里那种理性的声音在帝国里存在。所以在两汉时期里也不可能象《要》文里的那种理性的思想出现，也不可会出现揭示《周易》原创一书如何被史巫演义派生出八卦筮术的历史真相来。因为专制体制里没有理性的生存空间，神学与王道政治结合而行，才能使专制帝国周而复始的存在下去。故而才有《系辞》里那种神秘主义与巫术理论的出现，当然也不忘王道（圣王）思想的发挥。这种神、巫、圣（王权）三道合一的思想，正是帝王家天下里专制的需要。专制帝国里把《周易》认为是筮卜之书，而《系辞》、《说卦》又是亦巫亦理，混合了神学化思想。《系辞》里有巫术的理论与方法，更重要的是神秘主义思想的大本营，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神秘文化的活水源头。这就是为经之首的《易》经。更何况《易经》里的《周易》，在帝国时代是被认为能通神的一卜筮之书，那么，五经之首的《易经》岂不是体现的是巫术的东西，这《易经》在向帝国的读书者提供的是什么世界观与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2. 而作为“五经”之一的《书》经（《尚书》）里弃塞着神话时代传说的虞夏时代的文章，那个时代能有文章么？那些文章自然是不可信了。就“商书”也多不可信，那是春秋战国时期人的作品。而被认为可信的“西周书”，不说充满着大量的天命思想，而且是贯穿着巫术思想。“商书”也就不必看了，甲骨卜辞说明商王朝事事都离不开与神沟通，以得到神的启示。
我们且看《尚书》里的“西周书”对巫术行为的描写：
《周书·洪范》“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
《周书·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史乃册，祝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篇见书’，乃并是吉。”
《周书·大浩》：“予得吉卜，予帷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宁王帷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尔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延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
《周书·洛诰》：“予惟已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书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乃献卜。”
这以上出自《尚书》里的“西周文”里的占筮记录，体现了西周建国初三代（文、武、成），既信仰天命，也倡导修德配天的神鬼思想。而决策事务前不忘龟占以得到“天”的启示，这就是《书》经里龟卜的天命思想，作为帝国思想文化领域上的统治地位，而教化天下。
3.我们再看“五经”之一的《诗》经：
《诗·帛系》：“爰始爰谋，爰契我龟。
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诗·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
维龟正之，武王威之。”
《诗·定之方中》：“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
《诗·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诗·杕杜》：“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
《诗·斯干》：“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
《诗·无羊》：“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未年。”
《诗·小旻》：“我龟既厌，不我告犹。”
《诗》里也有不少反映占卜的东西，并不排击巫术。《诗》里更有大一统的王权思想和恐惧修省的道德说法。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成为后世的“教典”。
一部《诗》歌上升为“经”，并被注释成专制礼教秩序里的思想武器了。
4.《五经》之一的《礼》。《礼》有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周礼》形成较早，其次为《仪礼》、《礼记》。《仪礼》、《礼记》多偏成于西汉。因《礼记》《仪礼》为今文经、西汉立于学官。《周礼》为古文经出现的晚，未立于学官。今古文经学之争是在“独尊儒术”以后发生的争论。因秦焚书，西汉靠两个来源收集经典，一是靠记忆和背诵口耳相传记下来的，汉人用通行隶书记录下来，作为传本，称为今文经；一是从地下和孔壁中发现的古书，用古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儒经两种传本经义一样，只是记录的文字略有出入，但后来围绕着两种不同的传本，标榜门派，各立师说，以正统自居。
总的说来，今文经在西汉极为盛行，一直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古文经虽有传本面世，但只是藏于秘府或民间流传，在学官和社会上没有地位。而东汉古文经学盛行，取代了今文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杂糅今、古文经学，结束了今古文经学之争。
“三礼”类似于国家行政组织法规和民事、宗教、道德、风俗、习惯法典。且看《三礼》中的巫术思想：
《仪礼》：“士冠礼，筮于庙门……筮与席，所卦者，具馔于西塾……筮人执策……。”
“士丧礼：筮宅……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东面，抽上韇，兼执之，南面受命。”
“卜曰，既朝哭，皆复外位。卜人先奠龟于西塾上，南道，有席焚焞置于燋，在龟东……。”
《礼记·曲礼》：“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喜事选近日。曰：为日，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事。”
“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
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
《礼记·玉藻》：“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
《周记》：“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只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
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只，以禋礼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沉祭山森川泽……。”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只，帅执事而卜日……。”
“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课，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凡小事，涖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
卜师：掌开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兆……。
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天龟曰灵属，地龟曰绎属，东龟曰果属……上春衅龟，祭祀先卜……。
占卜：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故，以视吉凶。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
筮卜：掌三易以辩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日巫咸……。
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
视祲：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
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只，祈福祥，求永贞……。”
……
这就是《五经》里《礼》中的东西。《周礼》更有很多妖鬼精怪之说，这也成为经书，作为帝国培养人才的范本。
5.再看“五经”之一的《春秋》。《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事非常简略。而释《春秋》的是“春秋三传”，即《公羊传》、《毂梁传》、《春秋左传》。
根据学者的研究，《公羊传》、《毂梁传》皆成书于汉代，《左传》成于战国时代。《公羊传》着重对《春秋》义理的阐发，讲求“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传》在西汉景帝年间才着于竹帛之上，前期是经过长期的口头传授，这是史书明确记载的。而《毂梁》、《公羊》都是写于汉代，用的是汉代通行的文字，所以称为“今文经”，而《左传》写于战国初年，用的，古文字。所以称“古文经”。
西汉今文经盛行的时候，《毂梁》、《公羊》立于学官，西汉末年《左传》立于学官，取代《毂梁》。《左传》后来成为其它二传之首，是因《公羊》、《毂梁》将《春秋》视为《经》，是着力阐发微言大义，这种微言大义是可应一时之需，这是《左传》压倒《公羊》、《毂梁》二传的根据原因。《左传》反而后来之上，是在于《左传》陈述的是历史，而不是阐发什么微言大义。但帝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把《公羊》、《毂梁》排除在“经”外。
对《春秋左传》一书里存在大量的占筮例子，我们前面多有举例，此处我们不再多说。那些占筮例都是反映诸侯王公们处理国之大事时所运用、决断方法。反映了《春秋》诸侯国里充满着巫术迷信。可这《左传》在帝国里定为“经”来让学子学习，培养帝国的知识人才。
这“五经”之书都是什么内容呢？我们大至已知，所谓浩首穷经去研习“经书”，既可谋取仕途前程，又可做学问留名千古。可在这些“经学”里浸润成长起来的儒者，也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心理。
这“五经”里不凡都有占筮的说法，而不是排击占筮，而是成了决疑的方法。可这作为后封建社会里的“经”书，是帝国教育必须坚持的原则，又是教课书，是培养帝国管理者的知识范本。并把那种算卦推及人事吉凶之“学问”，也当成真理去学习效法。难到后封建里的二千多年时空里那么多的读书做学问者，没有看破过这算卦上是如何的一回事吗？还是忘记了先秦诸子那些理性认识及对占筮术的排击么？而在帝国漫长的时期里，再也没有人出来质疑与批判，反而代代的学者去研读学习，形成了东方文化里一门最庞大的数术“学问”，是何道理呢？而现在又如此的复兴这数术文化，难道是所谓复兴传统文化吗？
在帝国里“五经”定为独尊后，只能培养出的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者。如两汉的董仲舒、刘向、京房、扬雄、王充等，而整个后封建社会里，在这种“经书”里所学习与培养出的知识人才，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角色者。若不抛弃那些“经典”的独尊，则无法有新文化的超越和哲学上的突破。所以后封建社会里所谓思想家或哲学家没有不信天命，神鬼、筮卜的。他们无法突破在传统里读经，而成长的那种社会化过程，即亦巫亦理，神道与王道，似理性非理性的双重人格者。
如西汉时的董仲舒他既能一面从《周易》一书里引用句子直接陈述事理。
“《周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属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里引述《周易》，是把《周易》当成义理之书。可董仲舒另一面则大讲阴阳灾异之象，把天道观引向人道中来，以天道解释人道，形成了董仲舒的天道神学世界观。其对应到现实社会，就是人间是天生的不应该平等，应是人奴役人的制度。所以董仲舒所引述《周易》里的文句，用于阐述的事理，就是为了证明等级制的合理性，君子是天生的乘车者，小人是天生的负担者，小人已乘车，就会招至祸患。这是为不平等制度张目。正是这天道观念思想的意识，董仲舒要从阴阳灾异上解释世道秩序。
“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阴，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本尝不得所欲。”（《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以博学之才大讲阴阳五行与灾异，开辟了汉儒学“术”的天地。汉儒者，利用儒家的“天命”思想，试图建立一种天命神学，将汉朝政权的合法性依托在天命上。而这一“天命神学”的完成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思想，是汉代儒学神学化与王权化发展的代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