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吉十八年十月初二，沈括一行终于抵达了青州。青州这几年由于施行新法，变化颇大，大街上商旅众多，车水马龙。沈括便向京东东路安抚使韩琦施礼道，“这青州百姓如此富庶，实乃韩相之功。”
韩琦，字稚圭，早在二十年前便任参知政事之职，与范仲淹同掌朝政，人称“韩范”，柴勐登基后，将与之交恶的仁德旧臣逐一外放，转而重用文彦博、富弼、欧阳修、司马光等人。自此，韩琦便为大周镇守边关，使西夏不得东犯。四州之乱后，朝廷为遏止密州军的势头，不顾韩琦年事已高，令其转任京东东路安抚使。如今，韩琦年已六十一高龄，虽然精神尚好，但也呈现疲态。
韩琦面对这位有权有钱又有势的当朝计相也不敢倚老卖老，回了一礼道，“这都是陛下洪福齐天，诸位相公辅佐之功，青州岁入较十六年翻了一番，密州则增加了两倍有余。”
沈括听了很是惊讶，变法以来，他便离开中枢，实不知这两年竟有如此大的变化，“韩相，其它路州也有这么大的改善？”
“据吾所知，北方比南方好，匪乱四路比其它路好，四州又强于其它州县。”
沈括大致知道原因，但还是问道，“韩相可知其中缘故？”
“四州之乱早已将乡绅恶霸扫荡一空，搜捡出来大量的隐户与侵占的田地，以密州为例，农户增加了六成，缴纳赋税的田地增加了三倍，若非新法降低了百姓的税赋，只怕密州岁入还会增加。再加上，密州有光明教所派遣官员担任州判，新法施行起来也比其它地方彻底。”
沈括想起两年前与潘平的交谈，果然如潘平所料，四州之地反而是变法最成功的地方。沈括想了想说道，“韩相，新法如此有效，就京东东路而言可谓功成名就。”
韩琦摇了摇头道，“此正是吾欲向沈计相商量之事，待进了抚司再做详谈。”
片刻之后，韩琦将沈括、章惇引入正堂，下人侍奉了茶点退了下去，韩琦身后却站着两名青年才俊。沈括问过方知，其中之一为韩琦长孙韩睿，另一个则是齐州人士李格非，字文叔。
对于自己的长孙，韩琦随意介绍了几句，反倒是这个李格非，大加推崇，并取出十余本书册供沈括、章惇观看。
“文叔乃是我一入室弟子之子，其父早亡，文叔家境贫寒却勤于经学，这《礼记说》十二卷便是文叔所作。吾年事已高，无力教导，还忘存中、子厚相教。”
沈括与章惇翻看一下李格非的着作，暗中点点头，互视了一眼，沈括笑道，“韩相正值春秋鼎盛，老马伏骥，志在千里，何需自谦。文叔之才干，沈某亦深赏之，然沈某才力不逮，恐误人子弟，不如沈某将文叔荐于苏子瞻门下，如何？”
“如此甚好！”韩琦喜道。韩琦虽然也曾贵为宰相，但苏轼等人高中进士之时，他早已外外，与苏轼等人并无交情。李格非也异常惊喜，持弟子礼向沈、章两人参拜，两人谦让了一下，也就坦然接受了。
“此次出使耽罗，还望沈计相将我这两个孙辈带上，让他们开开眼界，见下世面。”
沈括和章惇一路上早就互通了消息，都知道是奔着与北辽打仗去的，带了这两个年轻人，万一有了闪失便不好交待。两人正犹豫间，韩琦笑道，“沈计相可是担心北辽军的动向？”
“正是，耽罗已是险地，若去耽罗，韩公子与文叔会有危险。”
“有一事，吾尚未告知沈计相，密州军已于前月调至耽罗，耽罗易守难攻，吾韩家三代为大周镇守边关，正想打探北辽与密州军虚实，此正是良机，若非职守所限，老夫都想去耽罗一观。”
“密州军已出动了？难道北辽有什么动静？”
“密州那边传来消息，耽罗已擒获了高丽的细作船只，其中还抓住几个辽国的斥候，此行沈计相身犯险地，还望能保存实力，勿牵涉太深。”
韩琦哪里知道，沈括章惇二人就是奔着打仗去的。沈括尴尬地笑了笑，“那两位公子便做好准备，明日就动身。适才韩相就新法之事似有隐情，可否相告。”
韩琦了了一桩心事，轻松了一分，关于新法，他有一肚子话要说。
“沈计相，新法可出自朝中诸相公之手？”
“正是！”
“此法破坏伦理纲常，坏我大周根基，实非善法。”韩琦一句话便将新法置于乱命位置，对于这样的言论，沈括听得多了，也见多不怪，继续听韩琦解释。
“适才，沈计相询问新法得失，从岁入上看，确有增加。但计相可知，这些增加的部分原本都是属于士大夫的私产，此法损害士绅利益，而使国库殷实，已动摇了我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根基。自春秋起，天子便与士大夫共有天下，天下之大，天子如何能管得过来，分封制乃是保障礼法的根基，自汉时起，虽然渐渐取消了诸侯的封地，但自有士绅帮朝廷管理乡间田陌。圣人立儒教，便是为了维护家国纲常，如今，密州一地士绅被屠了干净，其它州县士绅人人自威，敢怒而不敢言，试问二公，家之不在，国之安存？”
“其二，岁入增加，看似极多，但后继乏力，如今人口田地已至极限，土地肥力有限，加上每年旱涝蝗灾，一旦有灾，原本还有士绅开义仓救济，现在仅凭百姓自济，吾恐京东京路百姓将流离失所，饿殍满地。”
“朝廷有水利、常平、均输的法度。”沈括并不同意韩琦的夸大之词。
“这就是吾要讲的第三点，若有乡绅作为根基，水利、常平等法自有乡绅来牵头支应，但新法之后，百姓势壮，根本不服管束，州县衙役岂能逐户催办，我大周也养不起更多的衙役。百姓瓜分完乡绅的田产后，因其性惫懒，不知进取，每年岁入，反而比十六年以前乡绅与朝廷岁入之和少了两成。”
沈括想了想，便明白其中关窍，新法之前，乡绅雇用佃户耕种，为了有更多的收入，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新法之后，百姓有了土地，但所受教育有限，所见世面也有限，加上部分百姓生性懒惰，每亩产量反倒不如从前多，这些弊端被人口、赋税土地的增加所掩盖，并不显着。一旦有了灾难，将不可收拾。所以变法根本不是头疼医疼，脚疼医脚能解决的事。如果想彻底的将新法执行成功，还得兴办教育，提升百姓的能力；兴办交通水利，提高防灾应变能力；兴建各类工坊，将岁入来源分散，同时节省大量土地。这些事情都是早就思量好的，但却不可能下一条政令便一蹴而就。如今之计，只能边走边看，见招拆招了。而且，就算不变法，遇到灾年就能过得好吗？苦的永远只会是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