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要不要提出效用价值论这一块，高翰文一开始是非常保守的。因为在传统的儒学家国同构文化里，是根本没有个人位置的，甚至连家的位置都没有。根本目的就是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也只是手段而已，更别说个人的偏好感受了。个人从来都不重要。
这玩意一写出来，可以想象，好些卫道士该大骂高翰文如何如何的颠覆传统文化，破话家国安宁了。
但是现在被逼到墙角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毕竟，比起强调个人偏好的的效用价值论，劳作价值论那才更是儒学文化的死对头。因为修身是看不见的，而劳作是看得见的。
劳作价值论一下子就使得儒学那种玄之又玄，坐而论道的躺平治国方略显得苍白无力。这本质是在方法论上挖儒学的根基。
而效用价值论还可以拐着弯说修身的人效用更高级或者高质量啥的，毕竟也没法量化观测。至少在方法论上还给儒学留了一点苟延残喘的余地。
既然有人提了大逆不道的劳作价值论，那么自己这个效用价值论也就显得不那么面目可憎了。
当然，接着说被逼到墙角。
作为必要因的劳作，如果以这个客观的东西来衡量价值，那么会产生另一个严重的后果，难道不客观的事情就不需要定价，就没有价值了吗？
当对于这些非客观的东西，你不定价，我不定价，社会失去了价格参考，那么这些就不需要，不存在了吗？如果还存在，那么他们的定价权又被拱手让给哪儿些人了？
最根本的讲，非客观的或者主观的东西就一定不存在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决定效用价值与劳动价值的分野。
正如之前有人讲的，完美的圆恰恰在客观世界找不到存在的痕迹，总是有些许误差，完美的圆总是存在于人们的主观想象之中。
当一个社会否定主观感受，无法得到定价服务时，那像很多心理疾病都会被污蔑为吃饱了的无病呻吟。得到的必然是一个自诩客观公正却片面重视物质的，功利的，跛脚的社会。
否定主观差异，自然会进一步到否定个体差异。任何个人的行动都必须要先寻找到公众的必要性有理或者价值，否则就会被整个社会系统性排斥。理由便是不必须或者占用了社会公共资源。在这么一个僵化社会里面，要寻求进步，几乎是不可能的。
危害是一方面，但大明文化里的崇古风气，以古非今又是另一面了。
如果现在不及时出来跟劳作价值论打擂台，将来必然会有个先来后到排座次。最终柳常青那一套很可能会因为其提出的顺序在前，更古老而天然享有更高的地位。
现在双方也可以说几乎是同时提出的了。至少在先来后到上可不算吃亏。
高翰文小心翼翼地对效用价值论的教案册子内容点到即止。
这玩意，可不兴多写，毕竟岳百户要誊抄上去的。
劳作价值论，所强调的客观性，升华出的公共价值，完全可以通过邀请一个德高望重的圣君来观测天下人的劳作，来实现人人的劳有所得。因为其假设劳作客观，都这么假设了，自然可以观测了。
这玩意，从根本上来讲，跟隆庆帝的龙椅是不冲突的。只要隆庆帝宣称自己在认真观测就行了。有问题就可以说是下面谁误导了。毕竟大明可不缺想做官又愿意背锅的人。而隆庆帝在这个体系里面还垄断了非客观劳作的定价权，这是白得的。只要隆庆稍微聪明一点，明白其中关窍，自然何乐而不为，哪怕其全面背叛了儒学。
而效用价值的根本在于不可观测性，只能通过价格等间接度量。因此，每个人都需要独立做出自己的偏好表示。而此时，皇帝再想要把自己的偏好嫁接成天下人的偏好就不可能了。因为这玩意看不见，皇帝自然绝对代表不了天下人，甚至成为天下人独立做出偏好表示的障碍。皇帝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玩意，哪怕是隆庆帝好说话，明白过来，恐怕也是绝不容许的。
当然，目前最大的利好是隆庆帝并不怎么爱读书。只要浙江这边一切恭顺，总还是能猥琐发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