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现在的内阁，确实是无能也无为的内阁。
之所以说内阁无能，就是因为这些阁臣们不愿担当，在有了张居正等人的前车之鉴后，这些阁臣们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以保全自己的禄位为上，既不愿得罪群臣，为皇帝贯彻上意，也不愿违逆圣意，纠正皇帝的一些无道行为。
而无为则是没有活干，这其实是一个极为可笑的事情，因为内阁的职能是献可替否，其中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拟票，也就是对于朝臣的奏疏向皇帝提出内阁的意见。
按照道理，由通政司奏进司礼监文书房的奏疏，在皇帝初步看过之后，就会下发给内阁拟票，但是现实情况是：“福清叶向高、德清方从哲相继首揆，尝闲坐终日。”
这倒不是因为大明现在是得到了大治，四海无事发生，君臣垂拱而治，而是朱翊钧有意的大规模留中奏疏所导致的，按照本朝制度，百官章奏要先经御览，然后皇帝再将奏疏留中或交由内阁处理。万历以前诸帝出于权宜，“留中”仅偶尔为之。
但是到了本朝，由于朱翊钧厌恶群臣党争纷扰，且不喜部分阁臣附和外廷上谏，于是本朝历史中出现了绝无仅有的大量留中章奏的现象，章奏留中，就使得内阁无法行使票拟的权力，也就使得现在的内阁成了一个无为的内阁，这种无为，不是主动的，而是被迫的无法作为。
对于讲官们所陈述的各种理由，朱常洛认为都是有些道理的，现在内阁的不作为，既有内阁辅臣们的主动退让，也有朱翊钧的乱来，这些都导致了现在大明朝廷混乱。
朱常洛必须先对讲官们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对讲官们说道：“盖内阁无权，六部各行其私，无人管束。如人家无家督，子弟奴仆皆为所欲为，安得不乱？此当今之事也。”
朱常洛是很清楚其中的厉害的，朱翊钧是个很聪慧的皇帝，并且能够一直掌握权力，虽然不及世宗皇帝，但还是有活的，留中就是朱翊钧的政治手腕的重要体现，朱翊钧不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留中的，事实上，朱翊钧的留中更是一种政治手段。
留中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朱翊钧一直通过言官削弱内阁的地位，以实现自身意愿。说白了，留中也是一种政治手段，之前的皇帝也使用，只不过没有朱翊钧使用的这么频繁罢了，朱翊钧企图以留中来削弱内阁对皇权的压制，通过奏疏的留中一步步削弱了内阁的权利，更利用章疏“留中”的规则将矛盾下移，从而巩固自身地位。
当然，这种做法是很消极的一种对抗方式，但是朱常洛认为，朱翊钧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不得已为之的，他面对的是本朝历史上最厉害的疯狗集团，科道言官，即便是这些讲官们也不得不承认，朱翊钧很多时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李腾芳就说道：“殿下，今上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卷而封之。此亦不得已也。”
现在的这帮科道言官，确实是越来越厉害了，路风气转变剧烈，由缄默保身，敷衍塞责，到门户角立，结党互斗，再到攀援权阉，残害同列。空言浮议，颠倒是非，罔顾国事。科道越来越多参与权力斗争而不是执行监察职能。
不过究其原因，此事和朱翊钧也是脱不了关系的，这些科道言官，也都是他老人家放出来的，当年为了彻底清算张居正，利用言官来揭发打压故相的追随者，削弱内阁职权，从而加强皇权。
在这一时期，朱翊钧和这些言官们是相对合作的情况，也正是朱翊钧开门放狗，将这些科道言官给放出来的。在高拱、张居正时代，虽然内阁斗争不断，但是对于科道的压制还是比较成功的，彼时的科道，连路边一条都不如，所以当时的朱翊钧认为，自己将科道权力予以扩充，用科道制衡内阁，并且能够驾驭科道。
但是很快朱翊钧就发现自己错了，错的离谱，他放出来的不是家犬，而是疯狗。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翊钧愈来愈意识到，言官群体根本不在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内，也并非能为自己所用。
本朝言官的“圣主”理想使得他们对朱翊钧的一举一动都要进行一番规劝。言官们上疏所言似乎比张先生在时管的还要多、还要严，从个性到喜好，从言行到活动，甚至连私人情感、宫内生活都要干预，这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个人生活的开展，导致朱翊钧感到很不自在。
他之所以扳倒对自己有辅弼之功的张居正，不就是因为张居正大权独揽，妨碍了皇帝掌握朝政吗？结果朱翊钧好不容易熬死了张居正，然后借助科道言官的力量将张居正扳倒、搞臭，进而限制了内阁的权力，没想到这些科道言官比之前的张居正更过分，那他妈张先生岂不是白死了？
而且现在言官就是党争的工具罢了，几乎所有的言官都卷入党争，派系之间相互攻讦，弹劾奏疏不断。而且这些奏疏议论混淆，真假难辨，全无新意，加剧了政务处理的难度。对于这些奏疏，别说朱翊钧，就是朱常洛也认为应当留中。
这也就是导致了朱翊钧和科道更加对立了，通过数十年和这些臣子们斗法的经验，朱翊钧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回应会使得言官们便会愈加兴奋，从而激发再度上疏的热情，让自己永远不得耳根清净。
所以对于这样一群疯狗，最佳的处理方式必然是“冷处理”，当他们一次次得不到回应，便会自知无趣，总有一天会老实。这就是朱翊钧留中的动机。
但是科道也用更加激烈的方式加以对抗，使得君臣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