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冀察绥靖公署。
宋哲元捏着那份从南京发来的、措辞罕见的严厉电报，眉头紧锁。
电报是委员长侍从室直接发来的，核心内容异常清晰：据绝对可靠情报，日军将于7月7日在北平西郊制造事端，挑起全面冲突，意图侵占华北！
命令二十九军各部立即进入最高戒备状态，严防日军挑衅，并随时准备痛击来犯之敌。
末尾，甚至隐晦提及中央军汤恩伯、卫立煌部已在秘密动员，准备北上支援。
电报的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在宋哲元的心上，这情报来得太突然，太具体，也太骇人听闻。
宋哲元知道南京那位委员长的手段，若非有十足把握，绝不会用如此笃定且强硬的语气直接下令，更不会轻易调动他的嫡系精锐北上——这本身就意味着事态的极端严重性。
然而，一股强烈的疑虑和不信任感，如同冰冷的藤蔓，缠绕着宋哲元的判断。
宋哲元与南京中央政府，与委员长本人，积怨太深了。
从当年的中原大战到后来在华北的艰难周旋，他始终被视作“杂牌”，被猜忌、被掣肘，中央何曾真正信任过他宋明轩（宋哲元字明轩）？
又何曾真正体谅过他在日军刺刀下维持局面的艰辛？这份突如其来的“绝对可靠情报”和“关怀备至”的支援承诺，背后会不会又是一个削弱他二十九军实力、甚至借刀杀人的圈套？
“日本人……当真要在7月7日动手？就在西郊？”宋哲元将电报重重拍在红木书案上，声音低沉，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和深深的疲惫。
他踱步到窗前，看着窗外北平初夏略显沉闷的天空。
参谋长秦德纯站在一旁，同样面色凝重。他是宋哲元的亲信，深知这位老长官的顾虑：
“总座，委员长电报言之凿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现在北、东、南被日军把控多年，如果西郊的宛城，一旦有失，后果不堪设想！”
“我知道！”宋哲元猛地转过身，眼神锐利，“戒备，自然要戒备！传我的令：宛平城驻军，即日起加倍岗哨，加强巡逻，构筑工事，弹药下发到班排！各部提高警惕，枕戈待旦！”
“是！”秦德纯立正领命，但随即又迟疑道：“那……委员长提及的汤、卫二部北上支援一事……”
“支援？”宋哲元冷哼一声，嘴角泛起一丝苦涩和嘲讽，“汤恩伯、卫立煌的兵是好来的？先不说我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王家烈。”
“就说，他们一来，日本人会怎么想？华北的局面本就微妙，我们与日方虽摩擦不断，但尚在可控范围内。”
“若中央大军压境，无异于火上浇油！日本人正愁找不到大规模开战的借口，这不是授人以柄吗？日本人连制造事端都不用了，直接以此为借口就行。”
“到时候，只怕小冲突真就被他们渲染成‘中国军队挑衅’，演变成全面大战！这责任，我宋明轩担不起，二十九军也担不起！”
宋哲元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戳在北平的位置：
“我们在这里经营多年，对日本人，我比南京那帮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更清楚他们的虚实和伎俩！”
“他们内部也非铁板一块，关东军跋扈，华北驻屯军骄横，但日军高层及东京的大本营未必就想在此时全面开战！”
“这次所谓的情报，很可能又是下面那些骄兵悍将的擅自行动！只要我们应对得当，强硬但不扩大，”
“据理力争，未必不能像过去那样，将其压制在局部冲突的范围内，通过谈判解决！”
宋哲元越说越觉得自己的判断有理，他心中还存着一丝幻想：
这或许又是一次类似丰台事件、大沽口事件的局部摩擦，只要二十九军顶住压力，展示出不惜一战的决心，再辅以外交斡旋，
就能迫使日军高层约束其前线部队，将大事化小。
“给南京回电！”宋哲元下定决心，口述电文，语气坚决：
南京，委员长钧鉴：
职部已奉悉钧座严令，惊悉日寇之狼子野心，不胜愤慨！我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守土有责，保境安民，责无旁贷！
职已严令宛平、卢沟桥及平津各部，即刻进入最高战备，加固城防，严密布控，昼夜巡防，绝不让日寇阴谋得逞。若彼胆敢启衅，必予迎头痛击，以彰我中华军威！
唯……华北情势，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日方内部亦非一致主战，前线部队常有独断之举。
职部身处漩涡，深知其中利害。为免刺激日方强硬派，授其扩大事态之口实，恳请钧座暂缓汤、卫诸部北上之举。
职以项上人头担保，必率我二十九军将士，寸土不让，力保平津周全！若局势真至不可收拾，职部力战不支之时，再请中央大军驰援，亦不为迟。
万望钧座体察下情，俯允所请！
职 宋哲元 叩
电文发出，宋哲元长长吁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又仿佛给自己套上了一副更沉重的枷锁。
宋哲元走到窗边，望着暮色渐沉的北平城，喃喃自语：“但愿……但愿这只是一场虚惊，但愿日本人……还有几分理智。”
此刻的宋哲元犹豫了，对“局部解决”的幻想以及对中央军介入的恐惧，正中日军下怀，将为即将爆发的事变中，二十九军初期应对的被动和延误，埋下致命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