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桥铺一仗打完的第三天，程万里把孙诚义叫到了破庙。
孙诚义进门时，程万里正对着一张摊开的纸出神。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些地方涂改过，有些地方画着简陋的人形示意图。油灯快烧到底了，他也没添。
“司令。”
程万里抬起头，把那张纸转过来给孙诚义看。纸上的内容分了三栏：第一栏写着“斩首、渗透、侦察、破坏”，第二栏画着几个小人，分别标注了“匍匐”、“据枪”、“呼吸”、“击发”，第三栏只有一行字——“选什么样的人”。
“石桥铺那晚，摸哨的尖刀组三个人，是你从三师临时挑的。”程万里说，“如果我要你从全兵团挑五十个人，专门干这种活——不是临时凑，是成建制地训出来——你能不能办？”
孙诚义看着那张纸，沉默了一会儿。他缺了两指的右手不自觉地去摸腰间那把缴来的手枪，摸到枪柄上的划痕，停住了。
“五十个。挑什么样的人？”
“不要最壮的。要最机灵的。能在夜里认方向，能在敌人眼皮底下趴两个时辰不动，能在第一次杀人之后手不抖——或者至少第二天还能端稳枪。”程万里把纸翻过来，背面写着一串名目，“训练内容我列了个单子：潜伏与伪装、无声格杀、简易爆破、地图判读、战场急救。每一样都要从头教。”
孙诚义把那张纸从头看到尾，又翻过来看了一遍。他识字不多，但那些小人示意图他全看懂了。
“这些人训出来之后，归谁指挥？”
“你。”程万里说，“这支小队直属兵团司令部，代号‘惊蛰’。三月惊蛰，虫蛇出洞。以后每一仗之前，惊蛰先出动——摸哨、割电话线、抓舌头、炸指挥所。大军开打之前，胜败已经定了三成。”
孙诚义把纸折好，塞进胸口口袋。
“人是够了。教官呢？”
“教官是我。”
孙诚义抬起头。
“不是所有科目。潜伏、格杀、爆破，这些你们比我熟。”程万里站起来，“但有一些东西，你们没见过。”
他从桌下摸出一把步枪，平端着举到齐肩。
“现在全军教射击，是怎么教的？”
“三点一线，屏住呼吸，扣扳机。”
程万里拉开枪机，检查了空膛，然后把枪递给孙诚义。“你据枪给我看。”
孙诚义接过枪，熟练地端起来，枪托抵在右肩窝，脸贴着枪托。
“你看不见自己的姿势。”程万里说，“但子弹知道。你扣扳机那一瞬间，呼吸没屏住，枪口晃了半寸。一百米外，这半寸就是两尺。你打中的不是敌人，是他身后的树。”
他走到孙诚义身后，伸手按住他的左肩。
“放松。不是松力气，是松肌肉。肩窝托枪不是硬顶，是自然贴合。扣扳机不是猛扣，是慢慢压，压到击发那一刻你自己都不知道。”
孙诚义试着调整了一下肩窝的位置。
“这个法子，”他慢慢把枪放下，“你从哪学的？”
“阎王殿里。”程万里说。
第二天一早，程万里把“惊蛰”选拔令下发到了各师。
选拔令很简短，只有四条：一、年龄不限，但必须是打过仗的老兵；二、不考文化，考方向感——夜里蒙着眼睛走一百步，偏差不能超过二十步；三、考耐心——趴在地上两个时辰不准动，旁边有人放炮仗不能缩；四、考胆量——单独关小黑屋一个时辰，出来以后能复述屋子里有什么。
“这挑的是兵还是鬼？”马福海看着选拔令直挠头。程万里没有解释。
三天之内，报名者挤满了打谷场。孙诚义带着几个从石桥铺一仗里表现突出的老兵——刘四喜也在其中——一个一个筛。第一轮蒙眼走夜路，淘汰了一半。第二轮趴地两个时辰，又淘汰一半。第三轮小黑屋之后，剩下的人不足六十个。孙诚义从这不到六十人里挑了四十八个。年龄最小的十九，最大的四十一；有识字不过百的泥腿子，也有念过私塾的破落秀才；有从桂柳会战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也有默默当了几年兵从来没人注意过的。每个人单独和孙诚义对谈了一炷香的工夫。赵铁山站在旁边看，他发现孙诚义问的不是“杀过几个敌人”，而是“为什么来当兵”。
程万里只问了孙诚义一句：“这些人里有几个是你一眼就看中的？”
“五个。”
“够用了。五个种子能带四十三个人。”
同一天下午，程万里把周国良、马福海、孙诚义和赵铁山全叫到了老榕树下。
树下摆了一块从祠堂拆下来的门板，门板上用木炭画着一幅图——不是地图，是靶纸。靶纸上密密麻麻标注着持枪姿势的要领：枪托抵肩不要硬顶、左手托护木不要死握、呼吸屏在击发前、扣扳机要慢压不要猛扣。字迹是程万里的，不太工整但很清楚。
“从明天起，全军训练改章程。”程万里拿起一根树枝指着门板上的图，“以前怎么教的我不管。从今天起，必须按这个来。”
他把整套训练内容拆成了四个模块。
第一，射击训练。不再追求弹药消耗量，改追求精度。每名士兵每天只打五发实弹，但打之前必须练据枪姿势一炷香、练呼吸控制一炷香、练扳机手感一炷香。姿势不对不准领子弹。
第二，单兵战术。匍匐前进，利用地形地物，近身格杀。每个连队分三组轮流练，一组练匍匐，一组练冲刺，一组练近身刺杀。
第三，班组协同。三人一组形成最小火力单元，一个前进、一个掩护、一个装填。班排长要学会用手势和哨子指挥，战场上不靠吼，靠信号。
第四，政治训练。每天出操前加两刻钟政治课，教材只有三句话：我们为什么打仗，我们为什么向南，我们为什么不打自己人。
“你们各师回去先训教官。每个团抽五个射击最好的老兵，明天早上到这里集合。”程万里看着几个师长的表情，补了一句，“有疑问现在说。”
“射击只打五发实弹，够吗？”马福海问。
“姿势不对打一百发也是浪费。”程万里说，“姿势对了五发能上靶，姿势不对五十发全脱靶。我们没那么多子弹可以浪费——但更重要的是，我要让每个兵都记住：不是有枪就能打中，是会用枪才能打中。这个念头比子弹值钱。”
周国良把那几条射击要领念了一遍，目光停在“扣扳机慢压不猛扣”上，沉默片刻后抬头问程万里：“这些条条，你从哪学来的？”
程万里没有直接回答。他拔出手枪，抬手瞄向老榕树垂下来的一根气根。油灯昏黄的光映在树上，气根只有小指粗，在枝叶的阴影里几乎看不见。他屏住呼吸，扣下扳机——那根垂得最长的气根应声而断。
“记住了。”周国良说。
次日上午，各团选送的射击教官全部到齐，站在打谷场上。程万里站在他们面前，身旁放着那张门板靶纸图。他没有讲理论，而是从地上端起一支步枪，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据枪、呼吸、瞄准、击发四个动作拆成了十六个分解步骤，每做一个动作就停顿片刻，让所有人看清楚他的肩、手、指、眼是怎么动的。然后他让每个人都照做一遍，挨个纠正。
当天下午，这些教官回到各团，在各连队展开了据枪姿势训练。打谷场上趴满了人，枪托抵着肩窝，枪口对准远处土墙上用白灰画的简易靶。孙诚义提着他的竹竿在队列里走来走去，看见姿势不对的还是戳，但戳完了要蹲下来讲要领。马福海蹲在树荫底下擦汗，看着自己二师的兵第一次练匍匐前进——有人撅着屁股往前拱，被教官一脚踹在屁股上，旁边几个兵忍不住笑出了声。叫声、笑骂声和枪托磕在泥土上的闷响混在一起，这些声音和几天前死气沉沉的安静相比，像两个世界。
晚上，程万里在破庙里翻看各连交上来的思想报告。周国良的报告规规矩矩，用毛笔小楷写着第一师的训练情况和士兵情绪——射击训练出勤率达到九成，有一个连因为教官口音太重闹出笑话，但战士们对新的据枪法接受得很快。马福海的报告纸边沾着油渍，歪歪扭扭的字汇报二师剿匪后的变化——开小差的少了，昨天主动回来七个，有个排长自掏腰包给全排加了菜。孙诚义的字最丑，但内容最直接：三师清点弹药，现有步枪弹不到六千发，只能勉强支撑一个月训练。
程万里把三份报告摞在一起。六千发子弹，按新章程每人每天五发实弹，三师只能打不到十天的量。他提笔在报告背面批了一行字：实弹量减半，据枪姿势训练加一倍，月底考核上靶率。
然后他把老孙头叫了过来。
“青霉液已经能外用了，”程万里说，“接下来要做两件事。第一，教会所有连队卫生兵做培养液——不是每个人都做成你那样的行家，但基本的外敷清创必须人人会。第二，各连配发急救包，标准不用高，一卷纱布、一包消毒过的棉球、一小瓶青霉液外敷剂。纱布不够就用蒸煮过的白棉布替。”
老孙头掏出本子记，笔停了一下：“纱布不够是整个战区都缺，但白棉布可以就地征。附近村里织的土布，煮过晒干比纱布还软。”
“就去收土布。价钱照市价。”
这时候赵铁山在门外清了清嗓子，走了进来。他腰上挂着武装带，军帽檐压得很低。
“查清楚了。”他说，“往南到海边这一路，除了咱们自己，还有三股武装。第一股是溃兵，人数不明，没有固定驻地，在山里流窜。第二股是日本人的收容队，人数不多，等着遣返，基本不主动惹事。第三股在防城一带，是地方民团，占着港口收船税，有几十条枪。”
程万里摊开地图，看着赵铁山标注出来的几个位置。溃兵问题不大——石桥铺的消息会传出去，以后还敢用他番号拦路抢劫的不会太多。日本人不是作战对象。关键是防城港的地方民团。
“民团先不管。”他把地图卷起来，从桌上拿起一个本子，封皮上写了四个字——“训练纪要”。“接下来几天，各师照常训练。我有别的事要忙。”
“什么事？”
“把这些整理成册。”程万里翻开本子，里面已经密密麻麻写了几十页。不光是射击和战术——还有队列口令标准化、体能训练阶梯表、新兵入伍教育大纲、战场急救手册，每一门都分出了章节。放在2024年，这个册子里的东西随便哪个新兵训练基地都有一整套打印好的教材。但在1945年，这本书能让一支旧式军队脱胎换骨。
“等何耀祖从香港回来，让他想办法弄一台油印机。”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老榕树的气根在夜色里又长了一截。三月快过半了，天亮得越来越早。而他答应过带这些人往南走——往南，先得把本事练好。
（第八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