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式磁带里的电流杂音还没有停，李家港已经切掉了播放键。会议桌对面的福伯看见他把刚录完的财报简报又倒回去重听了一遍，指尖在桌面摊开的纸页之间已经不再划新线，而是停在同一个数字上——那是银行抵押贷款当月利息的汇款日期。这个数字和旁边那几栏债权人按比例排序的额度表，被从几页手写草稿中单独誊了出来，压在桌角最显眼的位置。
第二天早上，福伯发现李家港还坐在书房里。不是同一把椅子——原来那把藤椅被他挪到了墙角，换了一张硬木凳。桌上的烟灰缸堆成了小山，旁边是一摞计算纸。那本笔记本被翻到最后一页，摊开在桌面上。
“少爷，你一晚上没睡？”
“睡了。”李家港站起来，把桌上那张写满了字的纸递给他。那不是电路图，而是一份完整的资产重组方案。他用一晚上的时间，把工厂的所有资产、债务、人员、技术储备重新梳理了一遍，画出了一条清晰的路线图。这张纸上的字迹比前几天的草图更沉——每一栏数字右侧都标着对应的应对方案，债务分三批处理：短期急需偿还的用订单回款应付，中期的重新谈展期，长期的转为股权。生产线上，收音机继续做，但要做出差异化——不做低端拼价格，做中高端拼设计和品质。核心技术——中周变压器，必须自主研发，摆脱对进口的依赖。
最底下有一行字：“向员工公开所有财务信息。让每个人知道，厂里还有多少钱，欠多少债，我们的产品要卖多少台才能活下来。”
福伯把这张纸看了很久。他不是看不懂——跟了李家三代人，账本上的门道他比许多年轻文员都精。他只是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用一个晚上写出来的。他把纸张翻了一面，对着日光灯又看了一遍，然后放下搪瓷缸，把纸放在桌上。
“少爷，你比你父亲想得更远。”他说，“你爸爸在的时候，遇到坎，他都是自己扛。加班、借钱、把生产线卖了，不到最后一刻不让我们知道。他说工人知道太多会跑，客户知道太多会催。你不一样——你把账本打开了。”
“如果这间工厂要活下来，我不能一个人扛。”李家港把烟灰缸往旁边挪了挪，用手指点了点方案最底下的那行字，“他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真相——知道我们有多少钱、欠多少债、堆在仓库里的呆料还剩多少天就过期。账本不是秘密，是和命绑在一起的数字。他们的命绑在这间厂上，就得知道这间厂的命绑在哪里。”
福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李家港从来没见过的眼神看着他。不是那种看着晚辈的眼神，是那种手艺人看手艺人——在同一个问题上被卡过同样跟头的人，才有的平视。他从敞开的搪瓷缸里倒了一小杯热茶推到他面前，茶汤浓稠得近乎深棕色，是他在自己那只掉了漆的搪瓷缸里用老普洱闷了整夜的。“那就开吧。”他说。
当天下午，李家港在车间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员工会议。所有机器全部停机。刘师傅把注塑机的水路阀门关了，阿强把实验台上正测到一半的线圈用一块干净的防静电胶垫盖好连表笔都拔了——那组线圈他已经从头天半夜绕到这会，但他把表笔拔了。财务小周把账本从办公室抱到了车间，一大摞，用一条旧皮带捆着，放在实验台最前面。所有人围成一个半圆，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工具箱上。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响，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抽烟。
他不是像前几天那样动员——没有讲“我们会好起来”之类的话。他把债务清单、资产评估、现金流预测全部摊在桌上，一份一份地举起，一项一项地讲。他没有隐瞒任何一个数字。债务总额港币八十七万三千四百元，其中有抵押的占四成，无抵押的占六成。当前现金只够支付最后一个月工资。库存原料——中周变压器存量最少，不到一百只，按日产二十台计算，只能撑四天。市场上买不到，即使买到也无法保证品质。刘师傅听到这里，把手里的工作手套慢慢团起来塞进了围裙口袋，过了一会又掏出来戴上。还有几个老工人在他念数字时下意识地往实验台那边挪了半步，不是想抢话，只是不想漏掉下一个数字。
“所以，”他最后说，“把我们逼到墙角的不是陈万金，是这颗变压器。这颗变压器是收音机的心脏。市面上能买到的我们买不起，我们买得起的都不够好。如果我们自己把它做出来，陈万金就没办法用供应链卡我们的脖子。如果做不出来——所有方案都是纸上谈兵。”
车间里安静了几秒钟。
然后阿强站起来。他没有看任何人。把袖子卷到小臂上，走到实验台前，拿起那枚拆开的日本中周变压器，在手里掂了掂，然后回头对着从早上起就一直在角落里排产线的刘师傅和几个老工人说：“你们别打瞌。月底之前没有新变压器上线，你们一颗一颗给我从报废机里拆回来先顶着——坏的不够就旧的，旧的不够就拆。”
“谁跟你打瞌。”刘师傅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用烟斗柄指了指墙角那几箱报废收音机，“早上去仓库搬了四箱，你这会才想起来拆？你箱子里那一百多颗都排好了——够你撑这礼拜，剩下的看你自己配的粉。”
“早就备着了。”刘师傅敲敲烟斗。
“那就开干。李生已经把路指出来了——绕线圈，配磁芯，自己烧。谁能绕谁先上手，我今晚带第一组。”
散会后不到一刻钟，财务小周已经在办公桌前把所有应付账款按日期做了排序，拿算盘从头打到尾又从尾打到头。她没有等谁吩咐——是在听完那场财务通报之后，自己抱着账本回办公室重新做了一遍排列，把单子送到了李家港手里，在旁边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优先”“暂缓”“可谈分期”三行分类。她指着其中两笔已经逾期的原料款说，可以先打电话拖到月末。电话要她自己来打，语气要软但底线不松。
那天晚上，车间里的灯亮到很晚。阿强在实验台上拆了一整夜的变压器——不是随便拆，是把每一枚拆开的磁芯按批次分类，每一批都贴上标签，标注了拆解来源、外观特征和初测q值，然后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在标签上标出哪些可以立刻用于试制，哪些需要重新烧结。刘师傅带人清洗注塑机，把导轨上的锈一点一点擦掉，润滑油在生锈的缝隙里吃进去时发出细微的咕噜声。几个老工人在电路板工作台前翻出积压的收音机主板，逐块上电检查偏压点和灵敏度，其中一块板子收工前被插在示波器旁边亮了半个多小时——不是修不好，是想看看它还能不能在长波段撑到低电量不飘。李家港站在车间门口，看着里面忙碌的人。前天早上他说“工厂不会关门”的时候，大多数人的眼神里是怀疑、迟疑、礼貌性的配合。现在是晚上九点，车间里面焊锡的松香味混着新拆封的漆包线气味翻涌过来。注塑机重新启动时的第一阵震动顺着水泥地传到门槛，铁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腿边那只搪瓷缸里的茶水在缸底抖出了一圈极细的涟漪。
福伯端着搪瓷缸站在他旁边。
“少爷，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你爷爷带你到车间来玩？”
“不记得了。”李家港说。他确实不记得——无论前世的记忆还是今生的记忆，都没有这段经历。但他想听福伯说下去。
“那时候你才三岁，”福伯笑了，眼角的褶子在车间昏黄的灯光里堆在一起，“你爷爷把你抱到实验台上坐着，让你看你爸爸绕线圈。你伸手去抓那个线圈，你爷爷说——‘让他抓，以后这家厂是他的，他的手指比我准’。你叫了一句‘线圈好亮’。你爷爷逢人就说这件事，说了好几年。”
福伯低头喝了一口茶，搪瓷缸在他手里稳稳的，缸沿上那道磕碰的旧痕在灯光下泛着釉光。他收回目光，落在车间那台正在低速空转试机的注塑机上，旁边手推车上码着刚从烘料筒里倒出来的外壳半成品。
“你爷爷要是还在，”他说，“今天会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