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第二段，纸张的质地和第一部分略有不同。前几页是战前常见的国产毛边纸，纸面粗糙，吸墨性强，祖父的行楷写在上面有一种温润的厚重感。到了沦陷之后的部分，纸张变成了一种质地更粗的再生纸，颜色发灰，纤维里还能看到没有完全打碎的草秆碎屑。墨迹在这类纸上洇得比毛边纸厉害，笔锋的边缘微微晕开，像在潮湿空气中写了太久。
1943年的一页上，只写了寥寥几行字，笔迹却比前面任何一页都更用力，有些笔画几乎把纸戳破。
“今日为倭人修电台一部。夜深人静时，以棉被裹身，以手电照明，将倭军机密波段抄录于一纸片上。明日设法送出。此乃此生最有意义之修理。”
旁边贴着一小片被撕成条状的薄纸，纸片上是一串数字和字符——密电码的记录。纸条的边缘已经发脆，被祖父用稀薄的浆糊贴在笔记本内页上，周围加了一圈细细的墨线框。这页纸和前面那封没有抬头的感谢信叠在同一夹层里，中间只隔着一张极薄的白棉纸。
李家港继续往下翻。1943年的另一页上，祖父记录了日军对修理铺的两次搜查。第一次是例行检查，几个宪兵在白天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把铺子里的工具箱全部倒空，用刺刀捅破了几个纸箱，没有找到什么，就走了。过了两个月又来了第二次——这次是深夜，祖父刚抄完一批密电码，纸条还藏在工作台底下的暗格里，来不及转移。他把纸条卷成火柴棍粗细，塞进一颗煤球里——把煤球掏空，纸卷塞进去，再用煤粉和稀泥把洞口封好，放在煤炉旁边的煤篓里。日军宪兵的军靴踩过那颗煤球，没有发现。
他在旁边用极小的字写道：“此乃此生最有意义之修理。”
不是修理收音机，不是修理发报机。是把一份密电码塞进煤球。在祖父心里，那也算一场修理。因为他手里最擅长的工具不是枪，不是刀，是螺丝刀、电烙铁、万用表。他用这些工具修了一辈子机器。最后他修的东西，不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份需要被送出去的情报。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祖父用了八行字去记那一天。
“倭寇败退。夜不能寐。”
就这八个字。没有多余的感慨，没有长篇大论的激动。一个沉默了四年、用棉被裹身打手电抄密码的人，胜利了，只写下八个字。但李家港盯着“夜不能寐”那四个字看了很久——那是一行书帖里才能见到的笔锋，是兴奋得睡不着，还是想起了这四年里那些被送出去的纸条、被踩过的煤球、被暗格里藏着的每一行密电码，不得而知。
笔记本再往后翻，纸张的质地又变了。不再是战时那种粗糙的再生纸，而是一种更白、更韧的进口道林纸。墨迹也不再是潦草的行书，重新回到了工整的楷体。这部分是从1947年开始的，祖父在上海重新开业，铺子比战前大了些，能接香港和东南亚的收音机维修订单。他的笔迹也变了——少了战时那种急促，多了一种沉淀下来的从容。
“1947年。日本之电子工业已于战后迅速恢复，其晶体管技术已初露锋芒。港地电子界仍满足于战后繁荣之短期红利，鲜有人愿意投入长周期研发。余忧之。”
“1950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布结型晶体管。此为电子工业百年未有之变局。真空管时代即将终结，而港人尚未觉醒。”
“1956年。有香港厂商来沪寻访晶体管技术人才，余应邀赴港。遂定居九龙塘，开设李家电器制造厂。”
李家港翻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那是祖父用最后的力气写下的文字。笔迹已经虚弱得不像样了，有些笔画写到一半就歪斜了，有些字的间架结构已经散了架，但每一个字都还是一笔一笔认认真真地写，没有潦草，没有省略。
“港地电子，初由修理起家，继而组装，终当自主制造。此路日本已行，港人亦可为之。惜吾老矣，未能亲见。望儿孙努力。”
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照片，已经泛黄卷边。照片上，祖父站在一台自制的收音机旁，表情拘谨但眼里有光。背面写着一行小字：“1950年6月。香港第一台自产晶体管收音机试制成功。”
他把那张照片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好几遍。照片上祖父穿着那件标志性的工装围裙，口袋里插着三支不同颜色的笔，和一沓对折的电路图纸。他身后那台收音机的外壳还有些粗糙，旋钮的排列也透着早期产品的不成熟，但面板上的刻度线条条分明，每一个频率数字都是手写的，字迹和笔记本扉页上一模一样。
李家港把笔记本合上，坐了很长时间。窗外九龙湾的天色已经蒙蒙发亮，海面上有一层薄薄的晨雾，货轮的桅灯在雾气中变成了一团团模糊的光晕。在他前世熟悉的历史书上，电子工业的进步被浓缩成几页纸的行业综述——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索尼推出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硅谷崛起、个人电脑革命。每一个里程碑都标着年份和发明人的名字，看起来整洁而有序。但现在他知道，那不是几页纸。那是无数个夜晚，无数根手电筒下卷成火柴棍粗细的纸卷，无数个被煤灰染黑的手指，无数个在夜深人静时用棉被裹着身体写下密电码的人。那些人的名字大多数没有出现在历史书上。但祖父留下了这本笔记本。
他拿起画笔，在砚台边轻轻掭去多余的墨，对着笔记本扉页上那行泛旧的“科技救国”，在旁边补了一行小字：“1978年7月。孙家港重开工厂。核心之物，必出于己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