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公安那句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面，溅起来的水花还没落，沈建国的拳头已经攥到骨节发响。
“谁去调的？”
“县档案室的人说，来人拿的是厂办介绍信，盖着国营厂公章。”赵公安把呼机揣回口袋，声音压得很低，“名字写的是‘王德胜’，档案室的人查了，国营厂没有这个人。”
沈岁岁站在门槛上，冷风从背后灌进来。
有人抢在赵公安前头调走了仓库记录。这意味着对方不仅知道他们在查什么，还知道该从哪儿下手毁证据。
“赵叔，仓库记录有没有备份？”
“县档案室只存一份。”赵公安摇头，“不过调阅记录本身也是证据。我已经让人把登记簿封存了。”
沈建国沉着脸没说话。林知青收好纸条，把最后一本书塞回床板下面。
张铁柱送赵公安出了院子。走到院门口的时候，一辆黑色吉普车停在知青点外面的土路上。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穿深灰呢大衣的老人，身后跟着一个短发女人。
李承德和李秀兰。
沈岁岁认出了外公。他头发全白了，可腰板挺得很直，走路带风。李秀兰提着一只皮箱，眼睛先扫了一圈院子，才跟上去。
“建国。”李承德走到沈建国面前，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秀娥呢？”
“在家等着。”沈建国的语气硬邦邦的，可他让开了路。
李承德没多说，转头看见赵公安，微微点了下头。
“赵同志，我带了点东西，跟秀娥的案子有关。”
赵公安打量了他一眼。“去村委谈吧，知青点不方便。”
一行人沿着村路走到村委办公室。张铁柱开了门，把桌上的杂物推到一边。李秀兰把皮箱放在桌上，打开锁扣，从里面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和一只木盒。
信封发黄，边角已经磨损。木盒不大，巴掌长短，盖子上刻着“李记”两个字。
“这封信是1962年寄到我香港住所的。”李承德把信封递给赵公安，“秀娥失踪三年后，有人寄了这封信，要求我停止寻找。”
赵公安打开信封，抽出一张对折的信纸。字是用钢笔写的，笔画生硬，明显在刻意伪装笔迹。内容只有两行：
“孩子已经死了。不要再找。”
沈岁岁站在桌边，踮起脚看了一眼信纸，又看了一眼信封。
信封的封口处有一枚暗红色的印泥痕迹，不像邮戳，更像是某种骑缝章被无意压到的痕迹。
“赵叔，这个印泥的颜色。”她用手指点了点信封边缘。
赵公安凑近看了看，眉头拧起来。
“跟国营厂旧档案上的印色很像。”
李秀兰从皮箱里又取出一沓纸。“这是港口登记副本。1959年秋天，有一艘从南方内河港出发的客船上，登记了一个姓‘张’的女人带着一个三岁女童。女童没有名字，登记栏写的是‘亲属代领’。”
赵公安接过副本，逐行看了一遍。
“船到了哪里？”
“中途停靠过三个码头，最后一站是北方某县的河运码头。”李秀兰指着登记表最后一栏，“下船后的接收记录没有了，被人撕掉过。”
沈岁岁的心往下沉了沉。她转头看李承德。
“外公，当年你报过案吗？”
“报过。”李承德的声音很沉，“港口警方查了三个月，找到了那个姓张的女人的假身份证明。证明是伪造的，用的名字和地址都是假的。可负责转交孩子的中间人一直没找到。”
赵公安把匿名信和港口登记副本分别装进证物袋。
“李老先生，我现在不能仅凭印泥颜色立案。但这封信和仓库材料可以一并封存，等技术科做比对。”
李承德点了点头，脸上看不出情绪。可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节奏很快。
沈岁岁认得这个动作。外公在压脾气。
门被推开，李秀娥站在门口。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用黑绳扎在脑后，眼眶微红，显然已经听到了一些。
“爹。”她走进来，声音平稳，“你带这些东西来，是想让我知道当年的事。”
李承德转过身，看着女儿。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李秀娥走到桌边，低头看了一眼匿名信。
“我小时候的事情我记不全了。可我记得有人把我从船上抱下来，交给了一个说北方话的女人。”她的手指按住信封边缘，指尖微微发抖，“那个女人后来把我卖给了青山县的一户人家。”
“秀娥——”李承德伸出手。
“爹，我不怨你找得晚。”李秀娥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可声音没有颤，“可我有一个要求。”
“你说。”
“不要私下找人报复。”李秀娥看着父亲的眼睛，一字一字说得很清楚，“当年害我的人，交给公安查。赵同志在，法律在。我不要李家替我做法律该做的事。”
李承德的手停在半空，慢慢收回来。
李秀兰在旁边低声说了句什么，被李承德抬手制止了。
“好。”李承德点头，“听你的。”
赵公安把所有材料收好，看向沈岁岁。
“岁岁，你刚才说要查送信人和中间商。你有什么想法？”
沈岁岁站在桌角，手指扣着桌沿。
“匿名信是1962年寄的，信封上有国营厂的印泥。说明送信的人和国营厂有关系。”她抬头看赵公安，“赵叔，你能查一下1962年前后国营厂有没有派人去过南方吗？”
赵公安的笔在本子上停了一秒。
“我查过国营厂的人事调动记录。1961年底到1962年初，厂里确实派过一个人去南方采购原料。”
“那个人叫什么？”
赵公安翻了一页笔记，抬起头，表情很复杂。
“当年替李家送匿名信的人，后来在青山县国营厂当过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