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友银行的贷款到账之后，刘湘在东京多待了两天。
不是因为需要休息——他不需要休息，他的身体已经被深水埗那两年的三班倒训练成了铁打的。是因为他在等一个电话。黄生从香港打来的电话。
黄生，那个帮他做过第一份正式财务报表的老会计，五十多岁，戴着厚框眼镜，说话慢悠悠的，但脑子转得比谁都快。刘湘在离开香港之前，让他帮忙做一件事——联系汇丰银行，谈一笔港币贷款。八十万港币，期限两年。
他不是缺钱，住友的四十万美金足够支撑深圳工厂的扩产和日本订单的周转。但他需要更多的弹药。不是用来打仗的，是用来等待的。等待一个时机，一个资产价格跌到谷底、所有人都绝望到不敢伸手的时机。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那个时机正在一点一点地逼近。
黄生的电话在刘湘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打来了。
“刘生，汇丰那边我谈过了。贷款批了。八十万港币，年利率百分之十二，期限两年，按月还息，到期还本。抵押品是你的深圳工厂设备和Yc Japan的订单合同。”
百分之十二。刘湘在心里把这个数字默念了一遍。比住友的百分之八点五高了三个多百分点，但在香港当时的信贷环境里，这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利率了。他查过，八十年代初香港的最优惠利率一度高达19厘，物业按揭实际息率高达21至22厘，存款利息也有11至12厘。银行能在这个世道里批给他十二厘的贷款，靠的是他在深圳的工厂和日本的订单——在香港的银行眼里，一个在内地有实体资产、在日本有稳定客户的客户，比那些只靠港币资产空转的客户，信用等级高得多。
“黄生，年利率十二厘，我接受。但我要跟汇丰的人当面谈一件事，得帮我换成美金，这边美金比较方便。汇率按放款当天的牌价锁定。”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黄生不是做外汇的，但他做了一辈子会计，对数字敏感得像是刻在骨头里。他知道刘湘这句话的分量。
“刘生，你是觉得港币还会跌？”
“不是觉得，是肯定。”
刘湘没有再多解释。他没办法跟黄生说“我知道港币会在九月份跌到九块六兑一美金”这种话，这听起来不是疯话就是梦话。但他可以用行动来证明——八十万港币，换成美金，放在那里，等着港币跌。
五月份，汇丰银行行分行。
刘湘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在香港订做的，料子不是最好的，但剪裁合身。他在会客室里坐了不到五分钟，一个姓何的客户经理推门进来了。何经理四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带着一种英资银行特有的礼貌和距离感。
“刘生，黄生已经跟我介绍过你的情况。八十万港币的贷款，年利率十二厘，两年期，按月还息，到期还本。这是合同，你看一下。”
刘湘接过合同，一页一页地翻。条款写得很规范，标准的商业贷款格式。他翻到还款条款那一页，用手指点着上面的文字，抬起头。
“何生，这里我想改一下。”
何经理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靠回椅背。
“我想改成美金。汇率按放款当天的牌价锁定。”
“刘生，我们很少做这种安排，港币贷款当然用港币还。”
“我知道，但我想换成美金比较容易跟日本那边交易”
想了想，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低声说了几句。挂了电话，他看着刘湘，表情从职业化的礼貌变成了一种更认真的审视。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签完合同，刘湘在柜台前坐了十几分钟，看着柜员把八十万港币从他的贷款账户划走，换成美金，存进他的外汇账户。
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八十万港币，换成美金，大约是十一万多美金。加上住友银行的四十万美金，他手里的美金储备已经超过了五十万。
五十万美金，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他不打算现在花掉这笔钱，他要等。等港币继续跌，等资产价格继续跌，等所有人都绝望到不敢伸手的时候，再出手。
回到深圳。
布吉工业区的厂房已经变了模样。
老吴在三个月内把产能翻了将近三倍。隔壁那层楼租下来了，打通了墙，四千八百平的空间里摆满了衣车。新招的工人已经到位，加上原来的两百人，总人数突破了五百。
老吴站在裁床边，手里拿着一把大剪刀，在一批新到的牛仔布上画线。看见刘湘进来，他放下剪刀，用袖口擦了擦额头的汗。
“阿湘，日本单的第一批货已经出了。二十万件上衣，十万件牛仔裤，十万件夹克，分三批走。第一批五万件已经装箱，明天发往横滨港。”
“质量呢？”
老吴从裁床底下抽出一件样衣，扔给刘湘。“你自己看。”
刘湘接过那件夹克，翻过来看里衬的针脚。每英寸十二针，针距均匀，线迹平直，没有跳针，没有断线。领口的包条宽窄一致，洗水标居中，左右偏差几乎看不出来。他拿起样衣闻了闻，没有异味，面料的手感也比以前好了不少。
“吴师傅，这批货的品质，比上次的样品还好。”
“日本人验货的时候，每件都要过手。不合格的当场退回来。”老吴的声音不大，但很实在，“我不想丢这个脸。”
刘湘把那件夹克叠好，放回裁床上，拍了拍老吴的肩膀。
“吴师傅，辛苦你了。”
老吴嘴角动了一下，没有说话，转身继续裁布。
刘湘在车间里走了一圈，看了看每一台衣车的运转情况。新招的工人大多是十八九岁的姑娘，从湖南、江西、四川来的，穿着统一的工衣，头发用发网扎起来，手上的动作又快又准。衣车的声音嗡嗡嗡地响着，像一千只蜜蜂在开会。
他走到三楼的一间空置的办公室，关上门，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深圳地图，铺在桌上。
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着各种颜色的小点。红色的是已经建成的工业区，绿色的是正在施工的工地，蓝色的是规划中的新开发区。深圳的版图在三年间膨胀了不知道多少倍，从罗湖到布吉，从布吉到蛇口，从蛇口到南山，到处都是打桩机和脚手架。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蛇口、罗湖、福田、南山。每一个名字都在向他招手，但他不能动。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时候不到。
他的手指停在蛇口工业区的位置上。这里离香港最近，交通最方便，政策也最优惠。但地价已经开始涨了——不是从低往高涨，是从跌停板往上反弹。真正的底部，还没到。
他把地图折好，放回公文包，走出办公室，站在走廊的窗前。远处有几栋新的厂房正在施工，脚手架密密麻麻地搭着，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在上面爬来爬去。